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御驾亲征,率领二十万精锐大军出征,与瓦刺决战。在这场战争中,明军一败涂地,最终在土木堡战败投降,明英宗被俘,文武中枢全部覆灭,而此时距明成祖朱棣北伐不过二十多年。那么,还处于强盛时期的明军,为何不敌数万蒙古军呢?
宦官王振,应当要对土木堡之变中明军的失败负起责任。明英宗极度宠信王振,甚至让一切军政事务都交由王振决断。然而王振并没有指挥大军作战的能力,他组织不当,导致前线的明军混乱不堪。王振独断专行,拒绝其他文武大臣插手军政事务,搞得众人怨声载道。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王振在退军时担心大军损坏他的庄稼,因此屡次修改行军路线,导致士兵疲惫不堪,最终被瓦刺大军追上,明朝骑兵为断后几乎全军覆没。
在选择撤退路线时,许多人一再要求撤入居庸关,然而王振却一意孤行,将残存部队带上缺水的土木堡,最终导致明军陷入包围,这才有了“土木堡之变”。尽管有许多人认为王振不过是替明英宗背锅,但王振一路上指挥失误,他作为指挥者对于这场战争的失败有着无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王振错误的指挥并不是明军惨败的唯一原因,明英宗的仓促准备亦为明军的失败埋下伏笔。明英宗朱祁镇热衷于指挥战争,但他的指挥能力却远不及他的先祖。在土木堡之变前,明英宗刚刚指挥数十万明军进攻西南叛乱的麓川土司,尽管明军损失惨重,但明英宗还是因为成功平定叛乱而觉得自己堪比先祖。
瓦刺统帅也先犯边以后,明英宗跃跃欲试,他坚持御驾亲征,且极为仓促的集结部队。从明英宗宣布亲征到上路,只用了两天,不仅粮草没有备齐,就连明军编制都十分混乱,一路上军纪松弛,明英宗甚至被迫下诏要求文武百官整顿军纪。这样的军队,如何是蒙古人的对手?
而更致命的是,明英宗不仅没有指挥能力,还刚愎自用。明朝文官集团势大,明英宗希望用这场战争证明自己的能力,同时进行权力清洗,从官员们手中夺回实权,为此明英宗将权力全部交给自己的心腹太监王振。然而不管是王振还是明英宗,都不擅长指挥军队,可是朱棣留下的众多贤臣却无法参与军政事务。《明史》记载;“也先入犯,振导英宗亲征,辅从行,不使预军政。辅老矣,默默不敢言。”实际上不是张辅等人不敢言,而是不能言,明英宗已经将他们踢出权力中心。明英宗带上他们不过是顾及面子,实际上没有给予他们任何实权,这就导致明军在溃不成军时,却没有一位大臣能站出来力挽狂澜。
而且,明军号称二十万精锐,但其中水分极大。在土木堡之变前,西南麓川土司掀起叛乱,明英宗命京营大军与九边精锐前去平定。不久以后福建又发生叛乱,神机营主力前往平定。这两场战争历时数年,明军虽然平定叛乱,但也损失惨重。
明朝羁縻卫所制度的衰败,也是明朝失败的原因。明朝的边境政策本就存在问题,朱棣借用朵颜三卫时又承诺将蒙古高原东部地区封给他们,这就导致明朝北部的防御线出现缺口。而且明朝的“羁縻卫所”制度在明成祖时就已经逐渐衰落,明英宗继位以后,长城以北的许多土地被明朝放弃,卫所南迁,明朝失去了重要的战略纵深,只能依靠长城进行防守。
同时,瓦刺在朱棣北伐以后迅速发展起来。明成祖的北伐虽然让瓦刺损失惨重,但终究没有彻底解决瓦刺,当明军退军以后,瓦刺再次活跃在明朝北方。在朱棣时期,蒙古存在鞑靼和瓦剌两个势力,而明朝又增添了朵颜三卫。此时的明朝相当于主宰者,这三股势力必须达到平衡,谁的势力一旦过于强大,明军就会插手进行削弱。鞑靼和瓦剌以及兀良哈陷入内斗,自然无法对明朝形成威胁。然而在明英宗时期,明朝的北方势力不断收缩,瓦刺趁机坐大。可是明英宗由于数次小规模冲突中明军的胜利,而对瓦刺非常轻视,最终中了瓦刺的计谋。
当明军行至大同时,瓦刺佯装撤退,镇守太监郭敬报告瓦刺是为引诱明军深入,然而王振与明英宗依旧一意孤行,坚持北进。前线明军战败以后,明英宗与王振慌乱撤退,却数次更改行军路线,最终狼狈逃到土木堡。瓦刺军切断土木堡水源,明军饥渴难耐。也先派遣使臣诈和,并主动撤退,明英宗竟不疑有他,王振则下令移营就水。
当士兵们接近河边以后,一拥而上,混乱不堪。瓦刺军趁机突袭,明军溃不成军,死于踩踏者不计其数。《天顺日录》当中记载:“速传令台营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复围,四面击之,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幸而胡人贪得利,不专于杀,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
最终明英宗被俘,王振被愤怒的明军杀死,张辅等五十二名大臣都死于乱战当中。这一战导致明军损失惨重,文武中枢全部覆灭,亲历战争的大臣李贤悲叹道:“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况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可以说,如果不是于谦在北京率领守军与蒙古死战,明朝极有可能与北宋一样,突然覆灭。
因此,土木堡之变中明军的惨败,不是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导致的必然。明英宗的自大,王振的愚蠢,明军的衰败,都要为这场失败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