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人偶外交”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当时围绕铁路权益和殖民地划分等问题，日美两国摩擦不断。1924年美国颁布的移民法案更是引发了轩然大波，日本国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美浪潮。不过，在民间依然有不少人期望能够修复两国关系，美国传教士古利克(Sidney Lewis Gulick)就是其中之一。古利克隶属于全美基督教协会，长期在日本从事神学教育工作，是一名亲日派人士。他认为要扭转成年人的偏见极其困难，但孩子们却不同。孩子们生来温和友善，只要给他们交流和学习的机会，就能够成长为襟怀宽广的人。
1926年，古利克在全美基督教协会的帮助下创立了世界儿童友好委员会(Committee on World Friendship among Children)，提出了面向日本的“人偶计划(Doll Project)”，希望通过儿童间的友好交流达到改善美日关系的目的。古利克的“人偶计划”获得了美国各个学校、教会以及慈善组织的积极响应，短短一年就募集了12739个人偶。1927年春，人偶们漂洋过海来到日本。每个人偶都有自己的名字，还随身带着车票、船票、护照、衣物和美国孩子们写的信。这些人偶一到日本，就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被亲切地称为“蓝眼睛的人偶”。看到民众反响如此热烈，原本不愿出面的政界人士也转变态度，纷纷参与到有关人偶的各种活动中来。1927年12月，作为回礼，日本方面精心准备了58个日本人偶送往美国，同样附上了车票、护照、茶具以及日本孩子们的亲笔信。这些日本人偶在美国同样引起了积极回应，广受好评。
“蓝眼睛的人偶”科内塔
不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对“蓝眼睛的人偶”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每日新闻》1943年2月的一篇报道中甚至将这些人偶称作“可怖的、虚伪的亲善使节”，应当“毁掉它们，烧掉它们，把它们扔到海里去”。由此可见，“人偶外交”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民间的友好交流，但其作用也仅限于此。当时日本和美国的冲突，本质是国家利益之争，只靠精美的玩偶是解决不了的。当然，这是后话。
1943年2月，日本《每日新闻》号召销毁“蓝眼睛的人偶”的报道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溥仪作为“执政”粉墨登场。次年6月，为祝贺伪满“建国”一周年，日本特意定制了60多个人偶，作为“日满亲善人偶使节”，赠给溥仪夫妇、伪满官员以及当地学校。这些人偶高2尺2寸，由日本一流人偶师制作，胸前写有“共存共荣”的文字。人偶身上穿着精美的振袖和服，全部由东京各女子学校的学生缝制。同时，由“日满中央协会”下属机构“日满妇女协会”选派17名代表组成使节团，携带这些“亲善人偶”访问伪满。
1932年3月，溥仪就任伪满“执政”仪式
那么，日本赠送“亲善人偶”的行为是否可以视作是日美“人偶计划”的延续呢?答案是否定的。日美的“人偶外交”是两国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的友好交流，而伪满洲国是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首先在地位上就不对等。再者，所谓的“日满亲善”和“共存共荣”，也绝非字面上那般充满善意。早在1932年5月，伪满洲国成立两个月后，伪满政府就向日本派遣了“满洲国少女团”。成员从伪满境内的日本人、朝鲜人以及中国人当中选拔，其目的“不仅在于日满亲善，而是要向日本的少男少女们宣扬满洲国的建国精神”。9月，作为回礼，日本从国内精心挑选了15名小学生，组成“学童使节团”访问伪满，向“执政”溥仪及官员赠送“建国人偶”，庆祝伪满“建国”。
在前往伪满的途中，学童使节特地排练了一出话剧，剧名叫《竹笋的春天》，由随行管理员田村千世子编写，大意是“满洲的竹笋努力想要冲破土壤，然而西伯利亚的寒风、满洲厚厚的积雪和黄土阻挡了它。这时，温暖的阳光洒下，天空下起了春雨，竹笋一个接一个破土而出。于是阳光、春雨、竹笋一起愉快地唱起了歌”。显然，这里的“竹笋”指的是伪满洲国，“阳光”指的是日本，寓意伪满洲国的发展离不开日本的“守护”。由此可见，所谓“日满亲善”并非平等的交流，而是日本对伪满洲国居高临下的“指导”;所谓“共存共荣”，也只是对其侵略行为的美化罢了。
儿童与人偶，美好与纯真的意象之下，是侵略者的野心和阴谋。
不知照片中的溥仪当时内心是何感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