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晚期政治腐败

清朝晚期，尤其是1840年战争至1912年清朝灭亡的七十余年间，政治腐败如同毒瘤般侵蚀着帝国的肌体，成为其衰亡的核心内因之一。这一时期的腐败呈现出系统性、制度性特点，涉及官僚体制、军事建设、财政管理、社会控制等方方面面，深刻加剧了社会矛盾，削弱了国家应对内忧外患的能力，最终导致王朝的崩塌。

制度性腐败的温床：捐纳、陋规与官僚惰政

清朝的官僚体系在晚期已高度僵化。最为人诟病的是捐纳制度的泛滥。朝廷为解决财政困局，公开售卖官职和虚衔。咸丰、同治年间，捐纳规模空前扩大，导致大量不学无术、唯利是图者进入官场。他们视官职为投资，上任后必然疯狂搜刮民脂民膏以求回本盈利，形成恶性循环。与此同时，各级衙门普遍存在的“陋规”（即不成文的、被默许的额外收费或贿赂）已制度化。下级官员需向上级缴纳“常例”银两，这些负担最终转嫁到百姓头上。官僚队伍整体因循守旧，敷衍塞责，效率低下。许多官员沉迷于或享乐，对政务漠不关心，遇事则推诿拖延。这种制度性腐败严重损害了行政效能和公信力。

典型案例：贪腐事件频发

晚清大案要案层出不穷，凸显腐败之深。如道光朝的“银库盗银案”，户部银库官吏长期监守自盗，亏空库银竟达九百万两之巨，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近六分之一。此案震动朝野，牵连甚广，暴露了监管的严重缺失。光绪年间，主持洋务、位高权重的李鸿章虽有其历史贡献，但其个人及淮军系统也以贪腐闻名。其家族积聚巨额财富，时人有“宰相合肥天下瘦”之讥讽。更令人痛心的是，在关乎国家存亡的军事领域也腐败横行。北洋水师的经费常被挪用，用于修缮慈禧太后享乐的颐和园。舰队训练松弛，弹药不足，甚至出现炮弹内掺沙子的丑闻，直接削弱了战斗力，为甲午战争的惨败埋下祸根。

经济崩溃与民生凋敝

腐败与巨额战争赔款、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经济压力相互叠加，导致清廷财政濒临崩溃。为了偿还外债和维持统治，清政府横征暴敛，加重旧税（如田赋、盐税），开征新税（厘金等）。各级官吏在征收过程中上下其手，中饱私囊，使得实际税负远超法定额度。下表展示了两次重大战争失败后带来的直接财政灾难：

这些天文数字的赔款，大部分通过压榨国内民众来偿付。农业经济破产，手工业者失业，民众生活极端困苦。贪污腐败使得本应用于赈灾、水利、教育的资金被侵吞，导致灾荒频发，社会矛盾空前尖锐，民变和起义此起彼伏，如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其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底层民众无法忍受沉重的剥削和腐败的吏治。

改革尝试的失败与腐败的阻碍

面对危局，清朝内部并非没有改革呼声和实践。如洋务运动（19世纪60-90年代）旨在“自强求富”，引进西方技术，兴办近代工业。然而，运动本身也未能摆脱腐败阴影。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效率低下，管理混乱，贪污挪用盛行，很多企业最终亏损累累。戊戌变法（1898）试图在政治制度层面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但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而迅速失败。守旧势力之所以顽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革触动其既得利益，威胁其通过腐败渠道获得的特权。即使是在清末最后十年被迫推行的“新政”和“预备立宪”，也因官僚体系的腐败和敷衍而收效甚微，甚至因“皇族内阁”的集权和“铁路国有”政策中的贪腐问题（如盛宣怀的借款回扣），反而激化了矛盾，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之一。

结语：腐败加速的王朝倾覆

清朝晚期的政治腐败，根植于其专制皇权与官僚制度的固有弊端，在内外危机的冲击下愈演愈烈，形成难以遏制的系统性危机。它摧毁了政府的治理能力，耗尽了国家的财力，离间了朝廷与民众的关系，也腐蚀了军队的战斗力。腐败使得任何旨在自救的改革努力都难以真正奏效，反而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催化剂。当整个统治集团沉溺于贪腐享乐，罔顾国家前途和民生疾苦时，其统治基础的崩塌便不可避免。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及次年清朝的覆灭，固然有多种因素，但政治腐败无疑是侵蚀其统治根基、加速其灭亡的关键内因。这段历史深刻警示后人：腐败不除，国无宁日；吏治败坏，终致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