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颜祸水甄夫人

在中国古代史与文学的交织叙事中，“红颜祸水”是一个屡见不鲜却又极具争议的命题。它往往将王朝的衰败、政治的动荡归咎于女性的美貌与影响力。曹魏时期的甄夫人，便是这样一个被复杂历史语境所塑造的典型形象。她的一生，从袁氏媳到曹魏妃，荣宠与悲剧并存，其身后评价更是经历了从贤德到“祸水”的演变，折射出史书书写、政治需要与文学演绎的多重力量。

甄夫人，名不详，中山无极人，上蔡令甄逸之女。她最初嫁给袁绍次子袁熙为妻。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攻破邺城，其子曹丕率先进入袁府，见甄氏姿貌绝伦，遂纳为妻室。这一事件，常被视为她命运的关键转折点，也成为后世将她与“祸水”关联的起点——她的美貌引发了征服者的占有欲，仿佛她自身便是代表袁氏覆亡的一件战利品。

然而，考察魏晋时期的正史记载，甄夫人的形象起初是正面为主的。据《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等史料，她不仅以美貌著称，更以贤德闻名：孝事长辈，善待曹丕其他妃嫔，且屡次劝谏曹丕广纳贤淑女子以丰继嗣。在曹丕与曹植的太子之争白热化时，她甚至为曹丕出谋划策，赢得了卞太后（曹操妻）的欢心与支持。此时的史笔下的甄氏，更接近于一位符合儒家规范的贤内助。

但她的结局异常。曹丕称帝后，宠幸郭女王（后封皇后）、李贵人等，甄氏留守邺城，颇多怨言。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曹丕遣使至邺城赐死甄氏，据传下葬时“被发覆面，以糠塞口”，极为羞辱。这一残酷结局，固然源于后宫争宠失利与帝王无情，但在传统史观中，妃嫔因“失德”、“怨望”而被诛，常被反向论证为其具有“祸患”之性。她的存在，似乎成为了曹丕执政早期“失德”的一个注脚，尽管下令的正是皇帝本人。

甄夫人形象向“红颜祸水”的倾斜，与文学经典《洛神赋》的附会密不可分。曹植的《洛神赋》以瑰丽的辞藻描绘了一位“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女神，抒发了人神道殊的怅惘。后世（尤其是唐代以后）逐渐衍生出“感甄说”，即认为此赋是曹植为怀念嫂嫂甄氏而作，将叔嫂间柏拉图式的倾慕演绎为一段隐秘恋情。李善在《文选注》中引述的“感甄”故事，虽被大多严谨学者视为小说家言，但其传播力极广。在这一叙事框架下，甄夫人的美貌不仅引发了曹丕的争夺，更导致了兄弟猜忌，成为了曹丕、曹植权力与情感双重矛盾的“祸源”。这极大地强化了她作为“祸水”的文学形象。

更进一步看，“红颜祸水”论本身是一种深植于父权史观的政治话语。它将复杂的政治、军事失败简单归因于女性，从而为男性统治者的过失开脱。在甄夫人的案例中：袁氏集团的覆灭，根本原因在于其战略失误、内部不和与曹操的雄才大略，而非其儿媳的美貌；曹丕与甄氏的婚姻悲剧，根源在于帝王的多疑、薄情与后宫制度的残酷；曹丕与曹植的矛盾，核心是残酷的储位之争。将这一切归咎于一个身处权力夹缝中的女子，无疑是历史的简化与偏见。后世文人在诗词、小说中不断渲染这段公案，更多是出于对权力、爱情与悲剧这种永恒文学母题的偏好。

综上所述，甄夫人的“红颜祸水”形象，是一个层累造成的历史与文学复合体。从史书中的贤德妃子到怨望，再到文学作品中的洛神原型与祸水象征，她的形象变迁，揭示了历史书写中真实与建构的张力。她个人的命运悲剧，是东汉末年至曹魏初期政治动荡、变迁与宫廷斗争的缩影。审视“甄夫人”这一标签，我们更应穿透“祸水”论的表象，看到她作为一个历史个体在时代巨变中的无力与挣扎，并反思那种将历史责任转嫁于女性的叙事传统。她的故事，与其说是“红颜祸水”的例证，不如说是权力结构下女性命运的共同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