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老冯道

在中国历史上，五代十国是一个政局极度动荡、王朝更迭如走马灯般的混乱时期。然而，在这片混沌之中，却有一位人物以其独特的政治智慧与处世哲学，历仕四朝十帝，始终高居相位，被后世称为“政坛不倒翁”。他，就是长乐老冯道。冯道（882年－954年），字可道，自号长乐老，瀛州景城（今河北沧州西）人。他的一生，是理解五代政治生态、士大夫心态乃至古代中国官僚生存哲学的一把关键钥匙。

冯道的仕宦生涯始于唐朝末年，在幽州节度使刘守光处为僚属。后唐庄宗李存勖灭后梁，冯道因文才与德行被赏识，拜为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从此步入权力中枢。此后，他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更先后效力于后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后晋高祖、出帝，后汉高祖、隐帝，后周太祖、世宗共计十位皇帝，且多居宰相、三公、三师之位。其仕途轨迹之复杂，堪称中国历史之最。

冯道能够实现如此罕见的政治“长乐”，并非仅靠圆滑投机。其核心在于一套务实且稳定的为政理念与个人操守。首先，他秉持“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的处世原则。在个人品德上，他清廉简朴，体恤民瘼。为官时，将俸禄分享给孤寒士人；居乡时，亲自耕田伐薪；在战乱饥荒年间，常倾家财救济百姓。这使得他在道德层面获得了极高的声望，即便帝王更替，新君也需借助他的名望来稳定人心。

其次，冯道深谙“事当务实”的政治哲学。在天下大乱、忠君观念难以固守的时代，他将服务对象从特定的皇室一家，转向了更广义的“天下”与“生民”。他的忠诚，更多地体现为对政权平稳过渡、社会秩序维持和百姓基本安宁的追求。例如，后晋高祖石敬瑭为契丹所立，冯道被派往出使辽太宗耶律德光。面对夷狄之君的诘难与羞辱，他从容应对，不卑不亢，最终缓和了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原政权所受的压力，其出发点便是减少战端，保护民生。

冯道对历史的一大贡献，是其主持的大规模官刻儒家经籍工程。后唐长兴三年（932年），他奏请由国子监校定《九经》，并组织刻板印刷。此举开创了官方大规模刊刻经籍的先河，史称“长兴监本”。这项文化事业不仅促进了经学的统一和教育的普及，更推动了印刷术的发展，对文化传承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这体现了他作为士大夫，在武人跋扈的时代，对文化命脉的坚守。

然而，冯道的“长乐”人生也使其成为后世儒家道德评判中的争议焦点。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痛斥其“无廉耻”，认为其历事多朝，毫无臣节，是道德沦丧的典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批评他“朝为仇敌，暮为君臣”，面无愧色，有亏大节。这些批评源于宋以后日益强化的“忠臣不事二主”的绝对忠君观念。与之相对，如王安石、苏辙等人则对他有更多同情与理解，认为在那种特殊时代，保全百姓与文化远比效忠某一姓氏更为重要。

冯道晚年，在后周世宗柴荣准备亲征北汉时，以老成持重之心极力谏阻。世宗年轻气盛，未予采纳并取得高平大捷，冯道于此役后不久病逝。他生前撰《长乐老自叙》，详细列举所历官职、爵位，坦然陈述自己“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自乐，何乐如之？”这份自述，可谓其一生处世哲学的总括：在无法改变的时代巨浪中，尽个人所能履行对家庭、社会、文化的具体责任，从而寻求内心的安宁与“长乐”。

综上所述，长乐老冯道是一个复杂多维的历史人物。他是五代乱世中的一位实用主义政治家，一位民生为本的践行者，一位文化事业的推动者，同时也是一位传统忠君思想的“叛逆者”。他的生平犹如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在极端分裂与动荡时期，国家认同、君臣、士人责任与个人生存之间的深刻矛盾与艰难抉择。评价冯道，不能脱离其特定的历史语境。他的“不倒”与“长乐”，与其说是个人道德的缺失，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的特殊生存策略，是其将儒家“民本”思想置于“忠君”观念之上的一种极端实践。其是非功过，至今仍留给后人无尽的思索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