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平定诸侯纷争

汉景帝平定诸侯纷争，是西汉中期一场决定王朝命运的内战，史称七国之乱。这场由同姓诸侯王发动的叛乱，深刻暴露了汉初郡国并行制的弊端，亦彰显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矛盾的激化。汉景帝刘启在危急时刻的决断与用人之明，不仅平息了叛乱，更为后世汉武帝彻底解决诸侯问题奠定了基础。

一、封建之弊：汉初诸侯王国的隐患

汉高祖刘邦建汉后，鉴于秦亡教训及现实需要，推行郡县与分封并行的制度。其分封对象主要为刘氏宗亲及少数功臣，形成“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格局。至文帝时，全国五十四郡中，中央直辖仅十五郡，余皆属诸侯王国。诸侯王可自置官吏、征收赋税、铸造钱币，甚至拥有军队，俨然独立王国。随着时间推移，诸侯王与中央血缘渐疏，离心力日增。贾谊曾痛陈时弊，称诸侯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实为尾大不掉之势。

二、：晁错削藩与吴楚起兵

景帝即位后，御史大夫晁错继承贾谊思想，上《削藩策》，直言：“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景帝采纳其策，先后削夺楚王东海郡、赵王河间郡、胶西王六县。当削夺吴国会稽、豫章郡的诏书下达时，早有预谋的吴王刘濞联合楚、赵、济南、淄川、胶西、胶东六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于景帝三年（前154年）正月起兵反叛。叛军总兵力达五十余万，其中吴军二十万，并南结闽越、北连匈奴，声势浩大。

三、平叛方略：周亚夫定鼎之战

面对危局，景帝先诛晁错以求妥协，然刘濞已自称“东帝”，拒不退兵。景帝遂启用周亚夫为太尉，统三十六将军平叛。周亚夫采取“以梁委吴，绝其粮道”的战略：命梁王刘武（景帝弟）坚守睢阳消耗吴楚主力，自率精兵迂回至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截断叛军粮道。同时，窦婴驻守荥阳，控扼关东要冲；栾布率军解齐国之围；郦寄攻赵。历时三月，吴楚联军在梁国消耗殆尽后，于昌邑决战中惨败。刘濞逃至东越，楚王刘戊自杀，其余诸王或自杀或伏诛。至当年六月，七国之乱彻底平定。

此战中，梁国的坚守至关重要。梁王刘武虽为诸侯，但心向中央，以睢阳坚城拖住数十万叛军主力，为周亚夫战略实施赢得时间。而周亚夫放弃正面决战，采取断粮战术，体现了高超的军事智慧。

四、善后建制：中央集权的强化

叛乱平息后，景帝采取系列措施强化中央权威：

1. 裁抑诸侯权限：剥夺诸侯王治民权，改王国丞相为“相”，由中央任命；废除诸侯王御史大夫、廷尉等官制，大幅削减其行政体系。

2. 分割王国领地：将参与叛乱的诸侯国析分为数个小国，如分楚为楚、鲁、江都三国；分赵为赵、河间、广川三国。

3. 迁徙豪强：将关东旧贵族、豪强迁至关中，置于中央监控之下，消除地方不稳定因素。

4. 军事控制：在关键地区设置直属中央的军事据点，如加强荥阳、昌邑等战略要地驻军。

这些措施虽未彻底废除分封制，但极大削弱了诸侯势力，使王国实际降为汉郡。至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诸侯王数量由乱前二十二人增至二十五人，但辖地总和反由三十九郡减至二十六郡。中央直辖郡由十五郡增至四十四郡，完全掌握战略资源区与经济富庶地带。

五、历史回响：从景帝削藩到武帝推恩

七国之乱的平定，标志着汉初诸侯“半独立”时代的终结。景帝的制度改革虽遭部分反弹（如梁王刘武后期有夺嫡之心），但整体确立了中央对地方的绝对优势。至武帝时期，主父偃提出推恩令，令诸侯王分封子弟为侯，使王国越分越小，最终“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景帝的军事胜利与制度调整，实为武帝彻底解决诸侯问题铺平了道路。

从历史长河观之，七国之乱是中国封建制度演进的关键节点。它宣告了西周以来纯粹分封制的不可持续性，验证了秦朝郡县制的历史合理性。汉初的郡国并行作为过渡形态，通过这场流血冲突完成了向中央集权制的蜕变，为之后西汉的强盛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奠定了制度基础。景帝在危机中的决断与周亚夫的军事天才，也因此载入中华治国理政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