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龙七擒孟获定南中

公元223年，蜀汉政权在刘备病逝白帝城后陷入内忧外患。新帝刘禅年幼，丞相诸葛亮受命托孤，执掌军政大权。此时，蜀汉南疆的南中地区（今云南、贵州及四川南部）爆发大规模叛乱，以豪强雍闿为首，联合夷帅高定、朱褒及越嶲夷王孟获，切断蜀汉与西南的联系，并试图投靠东吴。面对北方曹魏的军事压力与南方叛乱的双重危机，诸葛亮于公元225年亲率大军南征，其核心战略目标不仅是军事镇压，更是通过“攻心为上”之策实现南中的长治久安。

诸葛亮南征路线分三路推进：东路马忠攻牂牁郡（今贵州），中路李恢直指益州郡（今云南），西路主力由诸葛亮亲率入越嶲（今四川凉山）。在迅速击溃高定部后，诸葛亮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整合南中各部势力，其中以孟获最具代表性。孟获作为当地夷汉皆服的豪酋，其归顺与否直接关系南中稳定。据东晋史家习凿齿《汉晋春秋》记载，诸葛亮采纳参军马谡“心战”建议，对孟获实施七擒七纵之策。这一过程虽未见于正史《三国志》，但被南朝裴松之注引，并在《华阳国志》等地方史料中得以印证。

七擒孟获的具体战役地点多不可考，但可从地理与战术角度分析其脉络：首次擒获于盘江（今南盘江）流域，孟获因轻敌冒进中伏；二次在泸水（金沙江）遭火攻；三擒于山谷地道战；四擒利用当地毒泉瘴气设伏；五擒通过断粮困敌；六擒借大雾天气；最终在秃龙洞（今云南曲靖附近）彻底瓦解孟获部众。每次释放后，诸葛亮皆令其观蜀军阵势、粮草储备及治军之法，使其心服。当第七次被擒时，孟获垂泪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平定孟获后，诸葛亮对南中实施系统性改造。行政上重置郡县，将原四郡析分为七郡，任用当地大姓与归顺首领共同治理；经济上推广农耕技术，开采盐铁资源；军事上征调“飞军”劲旅补充蜀汉兵力。据《三国志》记载，南中征发兵员数量如下：

此举成效显著，《资治通鉴》载此后南中“纲纪初定，夷汉粗安”，直至蜀汉灭亡未再发生大规模叛乱。诸葛亮的治理智慧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尊重地方习俗，保留“鬼主”制度；二是经济互惠，将蜀锦贸易与盐铁专卖结合；三是文化融合，传播中原农业技术同时保留“铜鼓文化”。云南昭通出土的“汉叟邑长”铜印及曲靖“爨宝子碑”，皆为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实物见证。

值得注意的是，七擒孟获的历史真实性存在学术争议。陈寿《三国志》未载此事，但常璩《华阳国志》详述南征过程时提及孟获归顺。现代学者方国瑜考证认为，孟获原型应为雍闿死后统合叛军的实际首领，七擒七纵则是诸葛亮分阶段平定各部的策略浓缩。无论如何，这一典故已成为中国古代民族政策的经典范例，彰显了军事威慑与政治怀柔相结合的治国智慧，为后世处理边疆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借鉴。

从更宏大的历史视角看，诸葛亮南征是秦汉以来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疆最成功的经略。对比汉武帝时期“滇王不降，诛之”的武力镇压，诸葛亮通过心理征服与制度整合，不仅保障了北伐的后方稳定，更促进了南中地区的深度开发。其遗留的铜鼓文化崇拜（云南民间称诸葛亮为“孔明老爹”）、稻作技术传播（傣族“诸葛亮南征带来谷种”传说），至今仍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