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乱政焚烧洛阳城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宦官专权、地方割据加剧，中央集权严重削弱。在此背景下，董卓作为凉州军阀，凭借军事实力崛起，成为改变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公元189年，大将军何进为铲除宦官势力，召董卓进京勤王，但董卓抵达洛阳时，宦官已杀何进。董卓趁机控制洛阳，废黜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自封相国，独揽大权，开启了一段血腥的乱政时期。

董卓的统治以残暴著称，他滥杀朝臣、掠夺财富，并纵容部下在洛阳烧杀抢掠。据《后汉书》记载，董卓曾命士兵屠杀平民，甚至以“叛逆”之名处死袁绍等反对派家族，导致京城陷入恐怖氛围。他的暴行激起了广泛不满，关东各州郡守联合组成讨董联军，由袁绍、曹操等人领导，于公元190年起兵讨伐。面对联军压力，董卓为断绝联军补给并削弱其士气，决定迁都长安，并实施了一项震惊后世的暴行——焚烧洛阳城。

公元190年二月，董卓下令焚毁洛阳。他命士兵纵火，皇宫、官府、民居及文化典籍均被付之一炬。这场大火持续数日，整座城市化为废墟。同时，董卓强迫数十万百姓西迁长安，途中士兵肆意劫掠、屠杀，导致大量人口死亡。据史学家估算，洛阳人口从鼎盛时期的数十万骤减，迁都过程造成饥荒与疫病，死伤惨重。以下表格总结了董卓乱政的核心事件时间线及人口损失数据：

焚烧洛阳不仅是一次物理破坏，更象征东汉文明的衰落。洛阳作为东汉都城，是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藏有大量典籍如熹平石经等珍贵文物，焚城导致文化断层。迁都过程中，董卓强征民夫，沿途死亡人数估计达十万以上，加剧了社会动荡。这一事件激发了更广泛的反抗，讨董联军虽未能速胜，却促使曹操、袁绍等军阀崛起，为后续群雄割据埋下伏笔。

扩展来看，董卓乱政与焚烧洛阳是东汉灭亡的转折点。公元192年，司徒王允联合吕布刺杀董卓，但乱局已无法挽回。董卓死后，其部将李傕、郭汜继续祸乱长安，东汉朝廷名存实亡。这一系列事件直接催生了三国时代，曹操在《蒿里行》中悲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动描绘了战乱惨状。此外，焚烧洛阳的影响深远：它推动了文化南迁，部分士族逃往江南，促进了六朝文化发展；同时，暴露了中央集权的脆弱，加速了地方豪强的崛起。

总之，董卓乱政焚烧洛阳城是东汉末年最黑暗的篇章之一，标志着统一帝国的终结。其暴行不仅造成即时的人道灾难，还重塑了历史轨迹，为三国鼎立开辟道路。这一事件提醒后人，权力滥用与战争破坏的代价，在历史研究中常被视为王朝衰亡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