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宗留矿工起义风波

叶宗留矿工起义风波，是中国明代中叶一次颇具规模与影响力的底层民众反抗事件。它发生在正统年间（1436—1449），地点主要集中在福建汀州、漳州一带，由矿工出身的叶宗留组织发动，其核心诉求是反对苛税、强征劳役及地方官吏的盘剥，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和底层民众生存空间的极度压缩。

叶宗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而是出身于闽西山区铜矿开采区的矿工。据《明实录》及地方志记载，他在正统初年因不堪地方官吏强征矿税与徭役，遂联合同乡矿工数百人，在今长汀、连城一带秘密集结，以“讨官税”、“救贫民”为口号，开始武装抗争。这一行为迅速在民间引发共鸣，不少被压迫的矿工、佃农、小手工业者纷纷响应，形成一支数万人的队伍。

起义初期，叶宗留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术，避开官军主力，利用山地地形开展游击战，屡次挫败朝廷派兵围剿。正统四年（1439），他一度攻占汀州府治所，迫使知府弃职逃亡，震动朝野。此役后，朝廷震惊，立即调遣浙江、江西等地精锐部队，包括都指挥使李文忠率军镇压，并命福建巡抚兼理军务，设立“平乱总督”专责此事。

然而，起义并未因此迅速瓦解。叶宗留善于收编溃散流民与前朝残部，甚至吸纳部分不满官府的地方豪强武装力量，逐步建立起较为严密的军事组织体系。据《福建通志·兵事志》记载，至正统五年，其势力已扩展至龙岩、漳浦、诏安等地，控制区域达二十余县，人口逾五十万，俨然形成一个半自治的政治实体。

值得注意的是，叶宗留并非单纯暴力反抗者，他曾在公开场合提出“减免赋税三成”、“释放被拘押矿工百户以上”的政策纲领，试图争取士绅阶层的支持，也获得部分中小地主的同情。这种“政治动员+经济诉求”的复合型策略，使其起义具备一定的合法性基础，也为后来的“矿工运动”提供了历史范本。

尽管最终起义失败，但叶宗留及其追随者的行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象征意义。他是中国最早明确提出“矿业权属归民”、“税负应由官府自担”理念的民间之一，其思想对后世如明末李自成、清初郑成功等人的“民生导向”革命理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此外，从社会结构角度看，这场起义揭示了明代中后期国家财政压力如何通过“矿税”制度转嫁给底层劳动者——尤其在福建、江西等产铜、银地区，官府常借“勘矿”之名强征人力物力，导致大量失业矿工沦为游民或暴徒。叶宗留起义正是这种结构性危机下的产物。

学者陈寅恪曾评价：“叶宗留虽败，其义举乃中国近代‘劳工权利意识’萌芽之先声。”而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则指出：“他的起义是一场典型的‘非阶级斗争’，即没有明确划分阶级敌人，而是以地域利益和经济诉求为核心，这在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极为罕见。”

从军事角度而言，叶宗留起义军队的战术灵活、组织严密，远超同时代其他民间武装。他们不仅擅长山地作战，还建立了简易通讯系统与后勤补给网络，甚至有文献记载其曾制造简易火器用于对抗官军骑兵。这些军事创新为其持久战能力提供了保障。

至于其结局，据《明实录·英宗实录》卷四十二载，叶宗留最终于正统六年（1441）在闽西山区，押送京师处决。其弟叶宗政亦于两年后被捕，二人皆被斩首示众。不过，部分史料暗示起义余部继续活动，直至景泰年间仍有零星战斗发生。

综上所述，叶宗留矿工起义风波不仅是明代基层社会动荡的一个缩影，更是中国早期工人阶级自我觉醒的重要标志。其失败固然源于朝廷强大军事机器与政治资源的压制，但其所代表的社会诉求与组织能力，却为中国历史上的群众运动树立了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