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竹枝词开新风

在中国文学史上，中唐诗人刘禹锡对民间歌谣的吸纳与改造，为诗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其创作的《竹枝词》系列，不仅生动记录了巴渝地区的民俗风情，更将民歌的鲜活生命力注入文人诗歌传统，创造出一种雅俗共赏的新诗风，深刻影响了后世诗词创作。

刘禹锡与竹枝词的结缘，与其政治生涯的跌宕起伏密切相关。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刘禹锡因参与“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此后二十余年间，他辗转于连州（今广东连州）、夔州（今重庆奉节）、和州（今安徽和县）等边远州郡。长庆元年（821年）至长庆四年（824年），刘禹锡任夔州刺史。夔州地处巴渝，是古代巴人聚居之地，当地盛行一种名为“竹枝”的民间歌舞。其特点是“联歌”形式，以笛、鼓伴奏，边舞边唱，内容多咏地方风物、男女恋情，语言俚俗直白，曲调宛转动人。

刘禹锡在深入接触这种民间艺术后，敏锐地捕捉到其艺术价值。他并未简单记录民歌，而是对其进行文人化的艺术提炼，创作出具有浓郁民歌风味又兼具文人诗艺的《竹枝词》。其创新主要体现在：

刘禹锡现存竹枝词十一首（《竹枝词九首》及《竹枝词二首》），是其创新的最佳例证。如“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竹枝词二首》其一）此诗巧妙运用“晴”与“情”的双关谐音，将少女对情郎捉摸不定的微妙心态与变幻莫测的天气融为一体，既保留了民歌的活泼俏皮，又赋予了文人诗的含蓄隽永。又如“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竹枝词九首》其九）生动描绘了巴渝山民刀耕火种的劳动场景和独特风情，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和现实主义色彩。

刘禹锡创作《竹枝词》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唐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文化重心下移，文人更加关注现实生活和民间疾苦。以白居易、元稹为首的新乐府运动，倡导诗歌应“为时而著”、“为事而作”，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刘禹锡虽未明确标举新乐府旗帜，但其《竹枝词》对民间生活的关注、对底层民众情感的抒写，与新乐府精神内在相通。同时，中唐也是文人开始有意识向民间文学汲取营养的时期，杜甫、白居易等均有学习民歌的实践，刘禹锡的《竹枝词》则是其中成就最为卓著者。

刘禹锡的《竹枝词》在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好友白居易曾作《忆梦得》诗，注云：“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足见其艺术感染力之强。宋代以降，竹枝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诗歌体裁，文人创作蔚然成风。苏轼、黄庭坚、杨万里、范成大等均有竹枝词传世。至明清时期，竹枝词创作达到高峰，涌现出大量以地域风物、民俗风情为内容的作品，如清代王士禛的《汉口竹枝词》、董伟业的《扬州竹枝词》等，形成了丰富的竹枝词文化传统。刘禹锡因此被尊为“竹枝词鼻祖”。

从文学史价值看，刘禹锡的《竹枝词》开创之功在于：

其一，提升了民歌的艺术品格。他成功地将俚俗的民间歌谣转化为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文人诗，为民间文学进入主流文学殿堂开辟了通道。

其二，拓宽了诗歌的表现领域。他将地方风物、劳动场景、民俗活动等前人较少涉猎的题材引入诗歌，丰富了诗歌的内容。

其三，促进了雅俗文学的交流融合。其作品既是文人诗，又保留了民歌，实现了雅与俗的完美结合，为后世文人学习民间文学树立了典范。

其四，推动了地域文化记录。竹枝词成为记录各地风土人情的重要载体，具有珍贵的民俗学、社会学史料价值。

综上所述，刘禹锡在贬谪夔州期间，以其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和卓越的艺术才华，对巴渝民歌“竹枝”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他所创作的《竹枝词》，既散发着泥土的芬芳，又闪烁着文采的光芒，成功开创了一种清新自然、雅俗共赏的新诗风。这一创新不仅为中唐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更深刻影响了后世诗词的发展脉络，在中国诗歌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作品至今仍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吸引着无数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