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醉：文章太守革新风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北宋文坛、政治家、史学家，其一生以文章名世，更以革新文风、整顿吏治、奖掖后进著称。他自喻“文章太守”，在扬州等地为官期间，不仅留下醉吟风流，更以务实革新之姿，深刻影响了北宋政治生态与文学走向。

庆历年间，北宋内外交困。1043年（庆历三年），宋仁宗锐意改革，启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时任谏官，以《朋党论》力证君子之党为国所用，成为新政重要理论支持者。然而新政触怒权贵，仅一年余即告失败。范仲淹等人相继被贬，欧阳修亦受牵连，于1045年贬知滁州。政治挫折却催生了文学经典——《醉翁亭记》即诞生于此，“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洒脱背后，暗含士大夫在理想受挫后的精神超越。

欧阳修在扬州太守任上（1048年），将革新理想融入地方治理。他修建平山堂，作为文人雅集之所，推动文化传播。更以“宽简”治政，不扰民而事举，深得民心。其“文章太守”之号，既是对自身文采的自诩，亦是对太守应以文教化民的期许。扬州时期的欧阳修，虽仍有“挥毫万字，一饮千钟”的豪情（《朝中措·平山堂》），但已展现出成熟政治家对实务的专注。

文学领域，欧阳修是北宋古文运动的核心。他继承韩愈“文以载道”思想，反对五代至宋初浮靡雕琢的西昆体文风，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事信”、“言文”。其身体力行，以平易流畅、婉转多姿的散文，如《泷冈阡表》《秋声赋》，重振古文传统。1057年主持科举时，他痛斥险怪奇涩的“太学体”，以务实文风为标准，一举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程颢等人才，为北宋文坛注入新血，奠定此后数十年文学基调。

欧阳修的革新精神更延伸至史学领域。他与宋祁合修《新唐书》，独立撰成《新五代史》。后者突破传统史书体例，以“春秋笔法”寓褒贬，强调“正统”论与道德评判。在《伶官传序》中提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警示，体现史家深沉的忧患意识。其史学实践，为宋代史学义理化倾向开辟路径。

作为文坛盟主，欧阳修大力提携后进。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或受其举荐。他开创的平易文风，经弟子发扬，形成宋文主流。嘉祐二年（1057年）科举后，苏轼致信欧阳修：“轼愿长拜于门下，为执鞭之仆”，足见其影响力。这种“以文章道德宗师海内”的地位，使欧阳修成为连接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文化枢纽。

晚年退居颍州，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藏书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老翁一人），整理文稿，撰《归田录》。其《秋声赋》以自然之秋喻人生之秋，展现旷达胸怀。熙宁五年（1072年）卒，谥“文忠”，宋仁宗叹“学士欧阳修进退出处，不愧天下”。

欧阳修一生，以“醉翁”之潇洒化解政治沉浮，以“太守”之担当践行革新理想。他打破晚唐以来文风僵局，重塑北宋文学品格；其主持科举、提携后进，直接塑造了北宋中后期文化精英群体；史学著述中的道德关怀，深刻影响宋代士人精神。所谓“文章太守”，不仅是其自况，更是历史对其以文载道、以文化育之功的终极肯定。醉吟之下，革故鼎新之风，早已渗入宋代文脉的骨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