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艾阴平破蜀关

公元263年，三国鼎立的平衡被彻底打破。曹魏权臣司马昭策划发动了旨在终结蜀汉政权的灭国之战。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中，名将钟会率主力十余万大军攻汉中，与蜀汉大将姜维在剑阁一线陷入僵持。然而，战争的最终胜负手，却由另一位魏国将领在一条人迹罕至的险峻小道上完成。这就是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战例——邓艾阴平破蜀关。

阴平道，并非一条常规意义上的行军路线。它起于阴平郡（今甘肃文县），穿越岷山山脉的摩天岭，最终抵达蜀汉腹地江油关（今四川平武南坝）。这条道路全长约七百余里，山高谷深，道路断绝，多为羌、氐等少数民族活动的区域，自东汉以来便已荒废，几乎不为外界所知，更非大军通行之所。正因如此，蜀汉在此方向的防御极为薄弱，仅于终点江油关设有少量戍守兵力。

当时，战局正陷入胶着。姜维利用剑阁天险，凭借少数精锐成功挡住了钟会大军。魏军粮草转运困难，久攻不下，钟会已萌生退意。在此关键时刻，征西将军邓艾提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侧翼迂回计划：自阴平小道，直插蜀汉心脏。他上书的理由极具战略眼光：“今贼摧折，宜遂乘之。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涪，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余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 此计的核心在于“攻其必救”，迫使姜维回援，从而破解剑阁僵局。

司马昭批准了这一冒险计划。于是，邓艾亲率精锐步卒约万人，避开蜀军视线，悄然从沓中（今甘肃舟曲西北）向阴平进发。这注定是一段艰苦卓绝的征程。史载，大军在“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 。沿途山势险峻，粮运不继，多次陷入绝境。最著名的典故发生在摩天岭，面对陡峭崖壁，邓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们则“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其艰难程度，堪比后世红军长征之翻雪山过草地。正是凭借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魏军如同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江油关前。

蜀汉江油守将马邈，万万没想到魏军会从北面群山之中杀出，猝不及防，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不战而降。邓艾获得给养，士气大振，随即南下，在绵竹（今四川德阳北）遭遇了蜀汉最后的重兵集团——卫将军诸葛瞻（诸葛亮之子）率领的成都卫戍部队。双方爆发决定性战役。尽管蜀军占据数量优势和本土之利，但邓艾所部是经历了生死考验的百战精锐，战斗力强悍。邓艾抓住战机，果断击溃蜀军，阵斩诸葛瞻及其子诸葛尚。绵竹失守，成都门户洞开。

邓艾兵临成都，蜀汉朝野震动。后主刘禅惊慌失措，主战派北地王刘谌力主背城一战，而光禄大夫谯周则力主投降。在谯周“等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的劝说下，刘禅最终选择了出降，并敕令前线姜维等将领投降。立国四十三年的蜀汉政权就此灭亡。邓艾建此不世奇功，受封太尉，增邑两万户。他甚至在成都仿效东汉邓禹故事，拜刘禅为骠骑将军，安定蜀地人心，展现出不凡的政治手腕。

邓艾阴平破蜀关的成功，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在于战略上的出奇制胜。在正面战场僵持不下时，选择一条被所有人忽视的“绝路”进行战略大迂回，体现了邓艾非凡的军事洞察力和冒险精神。其二，在于战术上的坚决执行。穿越阴平道的艰险超乎想象，没有置之死地的决心和强大的组织领导力，根本无法完成。其三，在于蜀汉防御体系的致命漏洞。诸葛亮死后，蜀汉对阴平方向的关注度下降，仅以“无人之地”视之，未部署有效预警和纵深防御，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天险而非人力，终酿大祸。其四，在于蜀汉政权后期的政治腐败与士气低落。黄皓乱政，姜维避祸沓中，朝无良将，军心民心涣散，以致江油不战而降，绵竹迅速溃败，成都举国请降。

这一战例对后世影响深远。阴平道从此名留青史，成为“”、“险径”的代名词。后世兵家无不从中汲取经验：防御须无懈可击，尤重侧翼与险僻之处；进攻则须敢于创新，寻找对手思维和布防的盲区。同时，邓艾的结局也令人唏嘘。他因灭蜀后居功自傲，擅封蜀官，引起司马昭猜忌，又遭钟会陷害，与其子邓忠一同。一代名将，未死于沙场，而亡于政治倾轧，也为这场传奇的军事行动增添了一抹悲剧色彩。然而，无论如何，邓艾阴平破蜀关都已作为中国战争史上一次经典的战例，以其戏剧性的过程与决定性的影响，被永久镌刻在史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