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时期的对外战争

汉元帝刘奭在位期间（公元前48年—公元前33年），是西汉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尽管汉元帝本人崇尚儒术、性情柔仁，但这一时期汉朝的对外关系与军事行动依然复杂而激烈，尤其体现在对匈奴的羁縻与控制、西域都护府的维系以及对羌人叛乱的镇压等方面。这些事件不仅反映了汉朝边疆政策的延续与调整，也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格局。

匈奴问题的延续与陈汤的矫制建功

汉元帝即位之初，匈奴内部已陷入分裂。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互相攻伐，前者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归附汉朝，受封为侯，开启了南匈奴内附的先例；后者则率部西迁，一度与康居结盟，侵扰乌孙、大宛等西域城邦，对汉朝在西域的统治构成威胁。郅支单于自恃距离汉朝遥远，又不满汉朝支持呼韩邪，竟杀害汉使谷吉，挑衅汉朝权威。

在此背景下，西域副校尉陈汤与西域都护甘延寿于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陈汤分析形势后认为，郅支单于虽地处偏远，但缺乏坚固城垒与强弓硬，若发屯田吏士与西域诸国兵马，可一举击破。他力劝甘延寿出兵，在后者因病犹豫时，陈汤毅然“矫制”发兵，征调汉朝在西域的屯田士兵，并联合乌孙、大宛等十五国军队，组成一支四万余人的远征军，分南北两路向郅支城（位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进发。

汉军包围郅支城后，发动猛烈攻势。郅支单于亲率部众登城守御，其妻妾数十人亦射箭助战。汉军以压制，并纵火焚烧外围木城，趁夜攻破土城。郅支单于受伤而死，其首级被汉军斩下，部众或死或降。此役彻底消灭了北匈奴郅支势力，使得西域北道恢复安宁。陈汤在给汉元帝的奏疏中提出了那句著名的战略论断：“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成为汉朝强盛国威的象征。

尽管陈汤与甘延寿立下大功，但因“矫制”之罪，归朝后并未立即得到封赏，反而遭到中书令石显与丞相匡衡的弹劾。在经过一番朝廷争论后，汉元帝最终采纳刘向等人建议，封甘延寿为义成侯，陈汤为关内侯，承认了其功绩。这一事件不仅展现了汉朝边将的主动性与魄力，也折射出中央朝廷对边疆事务控制的有限性。

西域都护府的经营与乌孙关系的变动

汉元帝时期，西域都护府继续发挥着统辖西域诸国、维护丝路畅通的重要作用。都护甘延寿及其继任者段会宗等人，均在这一地区实施镇抚并用的政策。其中，与乌孙的关系尤为关键。乌孙自汉武帝时与汉和亲，成为汉朝对抗匈奴的重要盟友，但其内部同样存在亲汉与亲匈奴势力的斗争。

早在汉宣帝时期，乌孙已分裂为大小昆弥两部，汉朝常通过册封与调解来维持其平衡。元帝年间，小昆弥乌就屠死后，其子拊离继位，但不久被弟弟日贰杀害。汉朝派段会宗前往处置，立拊离之子安日为小昆弥，并诛杀日贰。这一干预确保了亲汉势力的主导地位，但也反映出乌孙内部政局的不稳与汉朝维持西域秩序所投入的政治军事成本。

下表概括了汉元帝时期与乌孙相关的主要事件：

通过这些举措，汉朝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在西域的影响力，但长期驻军与频繁调停也消耗了国力，为日后西域局势的动荡埋下伏笔。

羌族叛乱与冯奉世的平定

汉元帝初年，西部羌人发动大规模叛乱，成为朝廷面临的又一重大边患。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陇西羌、彡姐羌等部起兵反汉，声势浩大，波及范围甚广。汉元帝派遣右将军冯奉世率军征讨。

冯奉世分析形势后，认为羌族虽武器装备落后，但人数众多，汉军需投入足够兵力方能取胜。他请求增兵至四万人，但丞相韦玄成等朝臣以岁饥民困为由，只同意发兵一万二千人。冯奉世率军抵达陇西后，果然因兵力不足初战受挫。他再次上书请求增援，汉元帝这才补发六万大军。冯奉世调整部署，分兵多路进击，最终大破羌人，斩首数千级，余众溃散，陇右地区恢复平定。

冯奉世平定羌乱，展现了汉朝在处理内附民族叛乱时的军事策略——即通过快速集结优势兵力实施决定性打击。然而，这场战事也暴露了汉廷在军事决策上的迟缓与对边疆情报的误判，同时加重了民众的赋役负担，加速了西汉国力的衰减。

汉元帝对外政策的总体评估

汉元帝在位十六年，其对外战争与边疆经营呈现出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陈汤灭郅支、冯奉世定羌乱等军事胜利，显示了汉朝仍具备强大的远程投送与决战能力；西域都护府的持续运作以及呼韩邪单于的进一步归附，也体现了汉朝对边疆的管控与怀柔手段。尤其是郅支之战，从根本上解除了北匈奴对西域的威胁，促使呼韩邪单于更加依赖汉朝，并为后来昭君出塞、汉匈和平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汉元帝时期的对外用兵多属被动反应或边将自发行动，缺乏汉武帝时期那种开疆拓土的主动性。朝廷内部儒臣当道，常以节约用度、减轻民力为由，限制边疆将领的兵力与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汉军的行动效率。此外，羌乱的反复爆发以及西域诸国的摇摆不定，也预示了汉朝边疆统治的不稳定性。

从长远来看，汉元帝时期的对外战争是西汉边疆战略从积极扩张转向战略守成的重要过渡。陈汤的“虽远必诛”虽彰显了国威，但背后依赖的是边将的个人胆识与“矫制”行为，反映了中央控制力的松弛。而呼韩邪单于的内附，虽带来短暂和平，却开启了匈奴大规模南迁的先例，对后世中原王朝的民族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时期的外战成果，如同落日余晖，映照着西汉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