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条约》达成

《北京条约》的达成，是第二次战争终结的标志性事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继《南京条约》后又一个影响深远的不平等条约。它并非单一文件，而是指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俄三国分别签订的三项条约的总称，包括《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这一系列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更将清王朝进一步推向半殖民地化的深渊。

要理解《北京条约》的签订，必须回溯到1856年爆发的第二次战争。战争的根源在于英法等国不满足于《南京条约》所获权益，企图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并获取更多特权。1858年，战事初步告一段落，双方签订了《天津条约》。然而，条约的换约过程波折横生。1859年，英法公使率舰队强行闯入大沽口，企图进京换约，遭到清军阻击，史称“大沽口事件”。此举激怒了英法两国，成为战争再起的。

1860年，英法联军卷土重来，组建了更为庞大的远征军。八月，联军在天津北面的北塘登陆，迅速攻陷大沽炮台，占领天津，兵锋直指北京。九月，清军在通州八里桥的决战中惨败，京师门户洞开。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避暑山庄，留下其弟恭亲王奕訢在京收拾残局。十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为报复此前清廷虐待并处决其外交人员与记者，纵火焚毁了被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这一人类文化的浩劫，至今仍是中国民族记忆中难以愈合的伤疤。

在联军武力威慑与京城沦陷的巨大压力下，恭亲王奕訢被迫全盘接受英法提出的苛刻条件，于1860年10月24日、25日分别与英国特使额尔金勋爵和法国特使葛罗男爵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紧接着，一直以调停者身份自居的俄国，也趁火打劫，于11月14日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

《北京条约》的内容极大地扩展和深化了《天津条约》的条款，其主要内容及影响可概括如下：

对英、法条约的核心条款：清政府正式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将九龙司地方（即九龙半岛南部）割让给英国，极大地扩展了香港殖民地的范围。对英、法的赔款数额大幅增加，分别增至八百万两白银。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使得外国势力得以直接进驻京畿重地。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并规定条约文本应以英文或法文为准，这在外交礼仪和实际操作上进一步削弱了清政府的自主权。同时，准许华人赴英、法属地或海外做工（即“苦力贸易”合法化），并保证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和租买土地的权利。

《中俄北京条约》的领土掠夺：此条约是三国条约中对中国领土损害最为严重的。俄国不仅迫使清政府确认了1858年《瑷珲条约》的合法性，更将《瑷珲条约》中规定的“共管”之地彻底割占。条约规定，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此外，条约还重新勘定了中俄西段边界，为日后俄国进一步割国西北大片领土埋下了伏笔。

下表清晰地展示了《北京条约》系列中割让领土的关键信息：

《北京条约》的达成，其影响是全方位且极其深远的。在政治上，公使驻京条款打破了清王朝传统的“天朝上国”对外体制，西方列强得以更直接地干涉中国内政。经济上，增开通商口岸和巨额赔款加剧了中国的经济负担和社会矛盾，中国被更紧地捆绑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上。社会文化上，传教特权条款在后续 decades 引发了层出不穷的“教案”，成为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根源。最为惨重的是在领土主权方面，大片国土的丧失，特别是俄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包括《北京条约》）割占的中国领土总面积超过150万平方公里，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疆域完整，其遗留的边界问题至今仍影响着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

总而言之，《北京条约》的达成是清政府在军事彻底失败后的城下之盟。它标志着第二次战争的终结，也象征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这一事件深刻地揭示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残酷历史逻辑，促使此后部分清朝官员发起了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试图在屈辱中寻求变革与救亡图存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