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的宏大叙事中，保路运动，尤其是其部分——川民抗清，是一场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不仅是经济权益的争夺，更是一场深刻的政治觉醒，直接撼动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为辛亥革命的爆发点燃了。
保路运动的根源需追溯至晚清政府的铁路政策。甲午战争后，为挽救统治危机并实现“自强”，清廷开始鼓励民间资本修筑铁路。然而，庚子事变后，巨额的《辛丑条约》赔款使清政府财政濒临破产。为换取外国贷款，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在1911年5月提出“干线国有”政策，即强行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转而抵押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这一政策在四川激起的反抗最为激烈，因为川汉铁路的股本筹集方式极为特殊，不仅地主、商人出资，广大农民也通过“抽租入股”的方式成为股东，铁路权益与全川民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清廷的“国有”政策，在川民看来，无异于“夺路转送外人”，是裸的卖国行径。
运动初期，四川立宪派士绅希望通过和平请愿的方式促使清廷收回成命。1911年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由立宪派蒲殿俊、罗纶等人领导。他们四处演说，上书请愿，试图以“文明争路”的姿态感化清廷。然而，清廷态度强硬，不仅严词拒绝，反而责令四川总督赵尔丰严加弹压。和平请愿的失败，使得运动的主导权逐渐从温和的立宪派转向更为激进的民众手中。
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1911年9月。7日，新任总督赵尔丰诱捕了蒲殿俊、罗纶等保路同志会首领。消息传出，成都全城震动。数以万计的市民自发聚集在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者。赵尔丰下令军队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开，当场打死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这一事件彻底粉碎了川民对清政府的最后一丝幻想，和平的保路运动迅速演变为武装反抗清王朝的川民抗清起义。
血案之后，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人顺势而为，裁制木片数百，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投入锦江，顺流而下，史称“水电报”。此举成功地将成都的讯息传遍川省，各地保路同志军纷纷揭竿而起。从成都近郊到各府州县，武装起义呈燎原之势。下表简要列举了几支主要的同志军及其活动：
| 同志军 | 主要活动区域 | 关键战役/行动 |
|---|---|---|
| 龙鸣剑、王天杰 | 荣县、仁寿一带 | 率军攻打成都，后回师荣县 |
| 秦载庚 | 华阳、中兴场 | 首先率军进抵成都城下 |
| 侯宝斋 | 新津 | 组织南路同志军，会师新津 |
| 孙泽沛、张达三 | 郫县、灌县 | 组织西路同志军，阻击清军 |
在众多起义中，荣县独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911年9月25日，在吴玉章、王天杰等人的领导下，荣县宣布脱离清王朝独立，建立了辛亥革命时期第一个由革命党人领导的县级革命政权，“首义实先天下”。这比武昌起义还要早半个月，其示范效应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的革命力量。
川民抗清的规模是空前的。同志军虽然装备简陋，但人数众多，士气高昂，他们围困成都，攻占州县，使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机器陷入瘫痪。为镇压起义，清廷紧急调派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湖北新军精锐入川。这一军事调动造成了武汉地区的兵力空虚，革命党人趁机于1911年10月10日发动了武昌起义，并一举成功。因此，史学界普遍认为，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的，四川人民的浴血抗争，为推翻帝制、创建共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总结而言，保路运动从一场维护经济利益的斗争，因清政府的顽固与暴虐而升华为一场波澜壮阔的抗清革命。它深刻地揭示了清政府已彻底沦为“洋人的朝廷”，丧失了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四川民众所展现出的巨大勇气和牺牲精神，不仅改写了四川一省的历史，更直接催化了终结中国两千余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其历史地位与价值，值得被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