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出现了两位对后世极具影响的人物。一位是开创万历新政的干才张居正。一位是一身傲骨、为民请命与官场格格不入的海瑞。他们属于同一个时代，都横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
因二人性格、志趣、个人修养、理想抱负迥乎不同，故二人少有交往。《明史》记载：“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亦不乐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视，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这大概是两大名臣之间为数不多的一次交集。
从这段史料很容易看出，这二位根本不是一路的人。这一段短短的文字，也基本交代了张居正为何终生不用海瑞的个中缘由，即“惮瑞峭直”。所谓峭直，即严峻刚直，不徇私情。而海瑞的峭直，简直到了不近人情、不知变通的地步。以张居正一贯机变、通脱、只求目的不择手段的个性，自然和海瑞这样的“奇葩”人物尿不到一壶，虽然不至于十分反感，但要让他重用海瑞，却是难上加难。所以我们看到，在张居正把持朝政的那段时期，海瑞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基本上是被“晾”了起来，无人问津。
为此，后人诟病张居正，说他心胸狭窄，气量不高，嫉妒海瑞，容不得海瑞。其实，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张居正作为明代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玩弄权术的手腕也是一等一的，海瑞虽然以严峻刚直和不畏强权名满天下，但在玩弄权谋上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低能儿”，以他的政治智商，他根本不可能是张居正的对手，即便张居正重用海瑞，海瑞也不可能威胁张居正的宰辅地位。
因此，张居正坚决不用海瑞，显然另有原因。
首先，张居正不用海瑞，完全是因为他不符合张居正的用人标准。张居正的用人标准，概括起来，八个字：重用循吏，慎用清流。所谓“循吏”，就是那种少说话，多做事，且能因势利导，灵活变通的干才型官员；而“清流”则是那种说得多、做得少、满脑子道德教化且不知变通的人。
不好意思，在张宰辅的眼里，海瑞恰恰是那种满脑子教化且一根筋的“清流”。一旦任用了海瑞这样的“清流”，张居正就难免有这样的担心：这个连皇帝都不怕的倔老头，一旦进了权力中枢，势必动辄以道德的标准对政治进行“一根筋”的评判，一旦触到他海瑞的道德底线，便对我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进行道德绑架，大加鞭笞，闹得朝野震动，不可收拾。加之海瑞这人在舆论中的号召力，堪称意见领袖，往往站在道德的高度振臂一挥，天下自命清高之士，应者云集。这样一来，我张居正的变法革新，就将阻力重重了。
其次，即便海瑞不掣肘张居正的变革，海瑞也难入张居正的法眼。海瑞是个好官不假，但他也仅仅是个有着一个好名声的清官而已，海瑞不是干才，海瑞在政治上的能力平庸，根本挑不起推行万历新政的重任。纵观海瑞的一生，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里有比较精准的概述：你是个好人，却并无用处。
其实，海瑞从来就没有被人重用过，高拱，张居正，甚至万历，都瞧不上他，他不是干才，这一点尽人皆知，他很多时候，只适合充当别人玩弄政治的工具和名面。对于万民景仰的海瑞，这样的评价有些悲凉，然而，这却是事实。
最后，张居正不用海瑞，可能还有他个人的一些原因。
张居正的名声不大好，在个人的私德上，他也做得不怎么样。他好色纵欲，因为常服春药，大冬天都满脑袋冒热气，不能戴帽子。父亲死了后，为了权柄不落入他手，和冯保共同策划，促使皇帝下达了“夺情”的旨意，在父丧期间依然紧握手中大权。明代是非常推崇孝道的，士大夫在父母丧后，必须丁忧三年。
张居正的“夺情”，在当时，很不得人心。另外，张居正很贪，他一点都不清廉，属下的官员贿赂他的财物他几乎来者不拒。可以想见，如果他任用秉性峭直的海瑞，海瑞势必对他上述种种劣迹口诛笔伐，大加鞭笞。海瑞连嘉靖都敢骂，还会怕他张居正吗？海瑞曾经不徇私情地弹劾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徐阶，让徐阶几乎身败名裂，徐阶是前车之鉴，张居正是何等聪明的人，我想，恐怕他打死也不想成为徐阶第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