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北大校长蔡元培，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他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但很少人知道，在我国近代体育的发展中，蔡元培先生同样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中国近代体育的积极倡导者，在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中，包含着丰富的体育内容。
蔡元培先生所倡导之体育，始终与他所倡言的“完全人格”联系在一起。早在1912年5月，蔡元培就提出“普通教育养成国民健全之人格，教育者是养成人格之事业”。
1919年2月在《教育之对待的发展》一文中，他提出“盖群性与个性的发展，相反而适以相成，是今日之完全人格，亦即新教育之标准也”。在“完全人格”中，蔡先生将体育置于首位，他说：“体育最要之事为运动，凡吾人身体与精神，均含一种潜势力，随外围之环境而发达，故欲发达至何地位，既能至何地位。”
在谈及体育与德育的关系时，他再一次论证了体育的基础地位，“凡道德以修己为本，而修己之道，又以体育为本。忠孝，人伦之大道也，非健康之本，无以行之。”“于国家也亦然……一切道德殆皆非赢弱之人所能实行者，苟欲实践道德宣力国家，以尽人生之天职，其必自体育始矣!”
1920年12月5日，蔡先生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演说中，将“完全人格”又称为“健全人格”，谈及“年前我国审查教育会，把普通教育的宗旨定为：(一)养成健全的人格，(二)发展共和精神。所谓健全人格内分四育，即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这四育是一样重要的，不可放松一项的。”
在此，他把体育的功能和作用及所应掌握的尺度做了务实的说明，“先讲体育，在西洋有一句成语，叫做‘健全的精神，宿于健全的身体’。足见体育的不可轻忽。不过体育是要发达学生的身体，振作学生的精神，并不是只在赌赛跑跳，或开运动会博得名誉体面上头……其实体育最要紧的，是合于生理。若只求个人的胜利或一校的名誉，不管生理有无危险，这不要说于身体有妨害，且成一种机械的作用，便失却了体育的价值了。”
蔡元培先生不仅是教育思想的理论家，更是实践的先行者。蔡元培主持校务的第一年，“北京大学体育会”成立，通过《体育会简章》，并选举杨济华担任会长。1917年12月成立的“北京大学体育会”和随后成立的“北京大学技击会”使体育运动有了相对稳定的组织，促进了校内外交流、扩大了体育在学校的影响，肯定了体育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为以后成立体育部和设置体育课教学打下了基础。
为了改善学生体质状况，在蔡元培的提议下，1919年秋季学期起北大实行新生入学体格检查制度，此外学校还增加了许多体育器材和设备，开设了游泳池和溜冰场，而当时学校办学经费其实极为紧张。
1922年5月直奉战争爆发时，北大三百多学生加入妇孺保卫团。在蔡元培主张下，将保卫团变成一种永久性的体育组织，并仿照欧洲各国国民军的组织，在1922年6月将保卫团改称为学生军，并制定学生军章程大纲，以锻炼身体、增进军事常识为宗旨。
全校共分六个军，每军分三队，每队分三排，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并决定组织体育委员会和体育部，规定军事教育、柔软体操和各种球类训练（每周三小时）为学生正式课程，与其他课程并重。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北大的体育运动面貌为之一新。
1922年学校举行春季运动会，使中断了6年之久的校运会得以恢复，蔡元培亲自担任运动会主席，顾孟余、丁林、胡适、颜任广、李四光、陈其修等教授分别担任评判长、司令员、评判员、计时员等工作。虽然那届运动会只有34名运动员参加，但学校很为重视，北京大学日刊出版了运动会专刊，刊载了蔡元培“运动会的需要”一文。此后每年学校都举行运动会，并延续至今。
“完全人格，首在体育”，这样前瞻的教育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改革教育、尚武求强的积极作用，并有力推动了日后北京大学体育课程建设和体育活动的开展。蔡元培先生关于体育方面的实践，为高校体育教学做出了榜样，其功绩也应为我们这些后来者所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