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所著的《苏东坡传》，被称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一。林语堂在传记开篇说：“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苏东坡也曾自述：“吾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达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作者与传主都把写作视为一种世间乐事，一种快乐的追求，快意的享受，可见两者虽时空远隔，却有一种精神上，志趣上，才情上的契合。这种契合，能使作者深切的理解传主，写好传主；更难得的是，由此写出的作品，会将快意传达给读者，让读者享受阅读的快乐。这或许是这部文学传记，能长销不衰的原因之一吧。
用现在的话说，林语堂是苏东坡的“铁粉”。在这部传记的序言中，作者给苏东坡所作的“速写”是这样的：“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元气淋漓，有生机的人”。“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
“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为这样的一个超级偶像写传记，那需要怎样的博学，怎样的才艺，怎样的笔力？
林语堂在这部传记中，好像并不费力的就做到了。他成功地将序言中的速写，变成血肉丰满的人物，并将其置身于活生生的历史往事中。其实，他还是费时三年，才完成了这部作品。让人读起来不觉费力，这正是作者的功夫所在，也是林语堂一贯的追求。而他肯费时三年来成就这部传记，当然表明他对此作的珍重，更表明能给人快意的作品，也不是可以轻松潇洒，一挥而就的。
林语堂写这部传记时，年近半百，已是著名学者，饱学之士。他早年留学美欧，曾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归国后在清华、北大等名校任教，论著也丰。
他也是身手多才多艺，生活多姿多彩的人。他归国任教时，正值新文化运动兴起，他积极投入，活跃期间，发表了不少诗、文、论各类有影响的作品。他曾先后创办《论语》、《人世间》、《宇宙风》刊物。他熟通英文，翻译过许多国外的文学作品，也用英文创作了多部小说、传记、散文等作品。他还曾费时多年，研发成功中文打字机。晚年还主持编写了《当代汉英大词典》。
他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乐天达观，诙谐风趣的人。在当年的文坛，他曾提倡自然、空灵、闲适的小品文写作和幽默文字。在现代汉语中，“幽默”这个词汇，就是林语堂借鉴同义英语，创造来的。他主张各类作品，不能写得深奥，枯燥，中等程度的人能读懂即可。
博学不能带出学究气，机巧不能露出匠人痕迹。少用行话，避用概念，弃用口号。要通畅易懂，引俗入雅，亦庄亦谐。要有“风可吟，云可看，雨可听，雪可赏，月可弄，山可观，水可玩，石可鉴”一般的博爱，多情，细致，有趣。写作者这样的志趣和用心，其实也是给予读者的一份博爱。
这部传记，作者当然也满是这样的用心。多少有些遗憾的是，作者是用英文原创，由别人译成汉语，总不能充分享受原创本应给予我们的全部的阅读快意。当然，这部译作，也还是不错的。
如《苏东坡传》这样的文学传记，并不同于我国史籍中的人物传记。被称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中，最早的一部，是梁启超写于1901年的《李鸿章传》。其开篇曰：“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
可见现当代的这种传记文学，是移植于西方，而不尽源于我国史籍中的人物传记。因此，两者的写法与评价已有所不同。其差别或在于：历史传记更重史实，文学传记更需记叙的才华。历史传记，重在考证历史人物的真实经历，然后作出尽可能客观的陈述。文学传记，则大多是依据已有的人物史料，加以“论断”取舍，再作诗意的抒写。这部《苏东坡传》即是这一文学样式的典范之作，充溢着艺术的魅力，给人以阅读的快意。
当然，这种传记文学，也有短板，那就是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作者的倾向性会过于明显。如这本书中对王安石变法，就有失偏颇。林语堂对王安石变法的反感，似乎已经超过了历史上的苏东坡，一句好话也没说。
事实上，在变法初期，苏东坡的确是激烈反对的，但到后期，见到部分新法的效果，态度还是有所缓和的，并不止于“免役法”。所以，当司马光执政，全面废除新法，苏东坡与之发生了公开的冲突。王安石去世时，新法已全废，苏东坡代朝廷起草的诏书，对王安石还是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传记中，如有此一笔，对苏东坡是会加分不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