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纵观中国历史，教育名师是比比皆是。盘点这些历史上的名师们。1、中国的第一位职业教师——孔子
孔子一生中有一大半的时间，是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他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教学方法;总结、倡导了一整套正确的学习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学内容体系;提出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思想;树立了良好的师德典范。
孔子在周游列国的十四年中，也没有停止过教育活动。他在卫国、陈国先后住了数年的时间并没有从政，弟子就在身边，师生之间不可能不进行学术研讨。他带着弟子到列国去周游，本身就开阔了这些学生的眼界，他们的意志也受到了磨练。这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活动。孔子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在德行方面表现突出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在语言方面表现突出的有宰我、子贡，办理政事能力较强的有冉有、子路;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游、子夏。在孔子的弟子中，有不少人都干出了一番成就，对于当时政治，尤其是对于孔子思想的传播，对于儒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纵观孔子的一生，他对他的学生的影响，一部分是通过言传，通过学习古代文献、传授各种技艺，而更多的、更为深刻的则是身教。他的勤奋好学，他对真理、对理想、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他的正直、善良、谦虚、有礼，他对国家的忠诚与对老百姓的关心，都深深地感染着他的学生与后人。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既是孔子的高尚师德，也是孔子提出的一条教育原则。孔子爱教育、爱学生，诲人不倦，他能平等对待学生，做到教学相长，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孔子是具有高尚师德的一代宗师。
学生们对老师非常崇敬，当有人诽谤孔子时.学生们站出来为孔子辩护，捍卫孔子的崇高人格。“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孔子的弟子中，有些人几乎是终生陪伴着孔子，其情感之深，胜于父子兄弟。
孔子死后，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弟子们以对父亲之礼仪对待孔子，为其服丧3年。子贡在孔子的坟前盖了一间小屋，为孔子守坟6年。中国历史上创办私学的先行者，第一位职业教师，得到了弟子们的衷心尊敬。
2、中国的教育家——孟子
《孟子》孟子，名轲，字子舆，鲁国邹(今山东省邹城市)人。又字子车、子居。孟子与孔子合称孔孟，孔子是至圣，孟子是亚圣。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孟子教育家，政治家和散文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第四代弟子。父名激，母仉氏。字号在汉代以前的古书没有记载，但魏、晋之后却传出子车、子居、子舆等多个不同的字号，字号可能是后人的附会而未必可信。生卒年月因史传未记载而有许多的说法，其中又以《孟氏宗谱》上所记载之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较为多数学者所采用。
在十五、六岁时到达鲁国后有一种说法是拜入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下，但根据史书考证发现子思去世时离孟子出生还早几十年，所以还是如《史记》中所记载的受业于子思的门人的说法比较可信。孟子本为“鲁国三桓”之后，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邹国。孟子三岁丧父，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其“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是后世母教之典范。
《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贵君轻)和政治行动的儒家经典著作。孟子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游说各国。但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退隐与弟子一起著书。《孟子》有七篇传世：《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上下;《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逻辑严密,尖锐机智,代表着传统散文写作最高峰。孟子在人性问题上提出性善论。
孟子是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自中唐的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孟子》一书，在汉代就被认为是辅翼“经书”的“传”，和孔子的《论语》并列。
至五代，后蜀主孟昶下令将《易》《书》《诗》《礼》《周礼》《仪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书写刻石。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大学》和《中庸》被认为是孔子弟子曾参和孔子之孙子思的著作，这样，《孟子》一书便与孔子及孔子嫡系的著作平起平坐了，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1330)，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在明清两代，官方规定，科举考试的八股文题目必须从《四书》中选取，要“代圣人立言”。于是，《孟子》一书便成了明清两代士子们的必读书了。
3、朱熹
朱熹(11309.15-12003.9)字元晦、仲晦，号晦庵、晦翁、遁翁、逆翁，别号考亭先生、紫阳先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南宋时期，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三明市)，后随母迁居建阳崇安县。晚年曾在抚州定居，游历甚广。南宋诗人、哲学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
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初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任满后，请求为祠官，潜心理学研究，四处讲学，宣扬他的“太极”即“天理”和“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程(指程颢、程颐)朱学派的创始人。淳熙二年(1175)，与陆九渊为首的另一学派在信州(今上饶)鹅湖寺相聚，就两学派之间的哲学分歧展开辩论。淳熙五年(1178)，经宰相史浩推荐，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县)知军。八年三月至八月，朱熹任江南西路茶盐常平提举，来到抚州常平司官邸。
在任期间，他募集钱粮赈济灾民，百姓得以安生。拟调直秘阁，他以捐赈者未得奖赏不就职。宰相王淮以浙东大荒，改荐朱熹为浙东常平提举。待捐赈者得到奖励，他才赴绍兴就职。后官至秘阁修撰、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庆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淳熙九年，冯去疾提举江南西路，特建南湖书院(今富奇汽车厂址)，以纪念朱熹。庆元二年(1196)，为避权臣韩侂胄之祸，朱熹与门人黄干、蔡沈、黄钟来到新城福山(今黎川县社苹乡竹山村)双林寺侧的武夷堂讲学，并写下《福山》一诗。
在此期间，他往来于南城、南丰。在南城应利元吉、邓约礼之邀作《建昌军进士题名记》一文，文中对建昌人才辈出发出由衷赞美。又应南城县上塘蛤蟆窝村吴伦、吴常兄弟之邀，到该村讲学，为吴氏厅堂书写“荣木轩”，为读书亭书写“书楼”，并为吴氏兄弟创办的社仓撰写了《社仓记》。还在该村写下了“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的著名诗句。朱熹离村后，村民便将蛤蟆窝村改为源头村，民国时曾设活水乡(今属上塘镇)以纪念朱熹。在南丰曾巩读书岩石壁上刻有朱熹手书“书岩”二字，在岩穴下小池壁上刻有朱熹手书“墨池”二字。朱熹还先后到过乐安、金溪、东乡等地。在乐安流坑为村口“状元楼”题写了匾额。应陆氏兄弟之邀，到金溪崇正书院讲学，并书“一家兄弟学，千古圣贤心”相赠。在东乡路过润溪(水名)时，留有《过润溪》诗。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
4、一代宗师——蔡元培
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功绩卓著。毛泽东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出身于商贾之家，少年时期饱读经史，17岁考取秀才，18岁任塾师，21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升补翰林院编修。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他认为革新必先培养人才，于是走上倡导教育救国之路。同年9月，他弃官归里，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二十世纪初，他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致力于打破封建主义教育，为反清革命培养人才。1906—1916年间，他赴德法留学，为兼通中西文化奠定了基础。1912年他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对封建教育进行改革，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教育体系。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对北大进行全面改革，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研究学术、传播新思想、培养新人才的基地。“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抗日，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援救了一批革命志士和爱国青年。晚年，为抗日救亡事业奔波，努力促成国共合作。蔡元培的一生，主要以教育和科学作为事业的支柱，为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功绩卓著，影响深远。蔡元培写了许多教育方面的著作，后人将其收入《蔡元培选集》、《蔡元培教育文选》和《蔡元培全集》中。
蔡元培非常重视健全人格教育，提出“五育”并举主张。1912年初在出任教育总长时提出，教育方针为“在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同年2月，他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提出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五项主张。他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与“超轶乎政治”两类。隶属于政治的有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三者;超轶乎政治的则是世界观教育和美育、实利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三者。他认为，两类五种教育均不可偏废。为了强兵富国，需要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但“必以道德为根本”。公民道德即“自由、平等、亲爱”，亦即儒家的“义、恕、仁”。他把欧洲资产阶级道德观念同中国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念揉合在一起，主张培养现实社会的完全的人格。但教育的终极目的还在于追求超现实的实体世界，使人达到最高精神境界，因此还必须有世界观教育，即引导受教育者超脱现世，领悟最高精神境界的教育。他认为，这种世界观教育是知、情、意、德、智、体诸者的统一体。从现象世界进入实体世界，不能依靠经验或理论，只能依靠浑然直觉的美感，美感是两个世界的桥梁。他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各级学校、各种社会活动都要进行美育。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思想体系，是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的办学方针。他认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应该广集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让其互相争鸣，自由发展。墨守成规，抱残守阙，持一孔之见，守一家之言，实行思想专制，是不可能使学术得到发展的。他说：“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他要求学生要“以研究学术为天职”，“砥砺德行”，“敬爱师友”;鼓励学生兼听不同学派的课，进行独立评判，并大力支持学生成立各种学会和研究会，培养学生自由思考和独立研究学术的能力。
蔡元培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他认为学与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但学与术虽关系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所以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至于文理资料，互有交错，治学者不可局守一门，应当沟通各科界限。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把北京大学工科并入北洋大学，取消文理各科界限，并且改“学年制”为“选科制”，使学生能“专精之余，旁及种种有关系之学理”。蔡元培还提出“教育独立”的主张。他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即教育事业应超然于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以外。
5、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陶行知原名文，后改知行、行知，安徽省歙县人。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秋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1920年，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同年，与朱其慧、晏阳初等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执行书记，致力于平民教育。1926年，起草发表《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7年，创办晓庄师范，任校长。九一八事变后，组织国难教育社，创办“山海工学团”，主张采用“小先生制”，实行“即知即传”。发起组织生活教育社。1934年出版《生活教育》半月刊。一二九运动后，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与沈钧儒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宣言，提出教育必须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务的主张。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著有《陶行知全集》(六卷)、《普及教育》(三集)等。
在批判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基础上，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主张，形成“生活教育”教育思想体系。
“教育即生活”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在陶行知看来，教育和生活是同一过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发生作用，他主张把教育与生活完全熔于一炉。“生活即教育”的核心内容是“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陶行知认为，人们在社会上生活不同，因而所受的教育也不同，“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过有目的的生活，便是受有目的的教育。”他还指出：“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可见，陶行知所说的“教育”是指终生教育，它以“生活”为前提，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他坚决反对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
陶行知认为，“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生活”不是人们通常狭义的理解，而是“包含广泛意味的生活实践的意思”。“生活”是包括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总称。“生活即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具体讲，教育的目的、内容、原则、方法均由生活决定;教育要通过生活来进行;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生活是发展的，教育也应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教育改造生活是指教育不是被动地由生活制约，而是对生活有能动的促进作用。生活教育的实质体现了生活与教育的辩证关系。陶行知认为：“在一般的生活里，找出教育的特殊意义，发挥出教育的特殊力量。同时要在特殊的教育里，找出一般的生活联系，展开对一般生活的普遍而深刻的影响。把教育推广到生活所包括的领域，使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
“社会即学校”来源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是在对杜威教育思想批判的基础上得出的。陶行知认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地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社会即学校”是与“生活即教育”紧密相联的，是“生活即教育”同一意义的不同说明，也是它的逻辑延伸与保证。因为生活教育的“生活”是社会生活，所以“整个社会的运动，就是教育的范围，不消谈什么联络而它的血脉是自然相通的”。
“社会即学校”的根本思想是反对脱离生活、脱离人民大众的“小众教育”，主张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打通学校和社会的联系，创办人民所需要的学校，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真正把学校放到社会里去办，使学校与社会息息相关，使学校成为社会生活所必须。因此“社会即学校”的真正含义就是根据社会需要办学校。从教育内容说，人民需要什么生活就办什么教育;从教育形式来说，适宜什么形式的学校就办什么形式的学校。“社会即学校”不是学校消亡论，而是学校改造论，改造旧学校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6、黄炎培
黄炎培(1878.10.1—1965.12.21)，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江苏川 沙县(今属上海市)人。曾字楚南(一作号)，改字韧之(辛亥年在上海赵凤昌惜阴堂讨论国事会议记录签署。后见1915《学生会会报》、1917杭州《教育 周报》)，一作讱之，，又改任之(署见《学生会会报》)，别号观我生，笔名抱一(见《小说月报》)、同父(见解放前《展望》)影射名王培芝(见龙公《江左 十年目睹记》)，人称珐琅博士(早年欲以抵制舶来品的搪瓷器皿，曾在中华职业学校设置珐琅科，附设珐琅工场，提出“劳工神圣，双手万能”口号，以致遭到少 数人的讥刺为“珐琅博士”)。
1878年10月1日(清光绪四年九月六日)出生川沙镇内史第，早年父母双亡。1887年随外祖父发蒙，接受 传统教育。迫于生计，年未弱冠，即在家乡任塾师。1899年时在松江府以第一名取中秀才。1901年入南洋公学﹐选读外文科﹐受知于中文总教习蔡元培。 1902年后又中江南乡试举人。1903年返乡兴办小学堂。期间，开始接触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新学书籍。次年在乡办校，因鼓吹反清被逮捕，一度入狱， 在江苏巡抚“就地正法”批文到达一小时，由基督教外籍牧师保出，逃亡日本，一年后事息归国，继续兴办学校。1905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先后创办和 主持广明小学和师范讲习所、浦东中学，在爱国学社、城东女学等新教育团体和学堂中任教，并参与发起江苏学务总会。辛亥革命后，任江苏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长 兼教育科长，后任江苏省教育司长，全力以赴改革地方教育，全面规划建设了省立高、中等学校和县立小学，省教育会副会长，上海申报馆旅行记者。1908年与 童世亨等共同创办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为浦东最早的供电设施。1913年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提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 系。
1914年2月至1917年春，他以《申报》记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山东、北京、天津等地考察了五个月。随中国游美实业团体在美 国考察了25个城市52座学校，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尤注重考察美国的职业教育。1915年4月，随农商部“游美实业团”赴美报聘，考察教育，撰写《旅美随 笔》。黄炎培还到日本、菲律宾、南洋各地考察。每次考察均有记录，并结集出版。他认为办教育如同治病，知病源才能开好药方，做到对症下药。“外国考察，读 方书也;国内考察，寻病源也。方书诚不可不读，而病所由来，其现象不一，执古方治今病，执彼方治此病，病曷能已。”所以，他都是从中国实际需要出发进行考 察。毛泽东与黄炎培1917年赴英国考察，同年5月6日，联络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建中华职业学校。此后数十年时间 的教育和社会活动主要通过中华职业教育社来展开。
1921年被委任教育总长而不肯就职。曾参与起草1922年学制，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和筹办 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筹备主任(现河海大学)、东南大学、上海商科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积极投入 抗日救亡运动﹐创办《救国通讯》﹐宣传爱国主义﹔组织上海市民维持会(后改为上海地方协会)﹐支持淞沪会战。1941年，与张澜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治 同盟，一度任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破“不为官吏”的立身准则，欣然从政。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65年12月 21日病逝于北京。骨灰安放于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夫人姚维钧的骨灰也安放于此。
黄炎培文章峭拔清健、傲岸不群。笔歌墨舞、酣畅淋漓。 诗初学温、李，继复寝馈李、杜。思力沉厚，趣味隽永，章调铿锵。兴到落笔，虽语必工，富于著述。著作有《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新大陆之教育》、《东南 洋之新教育》、《中国商战失败史》(合作)、《中国教育史要》、《黄海环游记》、《断肠集》、《蜀道》、《抗战以来》、《延安归来》、《学校教育采用实用 主义之商榷》、《黄炎培教育考察日记》、《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八十年来》、《南洋华侨教育商榷书》、《我之人生观与吾人从事职业教育之基本理 论》、《中国关税史料》、《对外贸易史料》、《淞沪抗日史料》，诗集《断肠集》、《苞桑集初稿》、《红桑》等。家乡故居建有纪念馆。
7、教育家：叶圣陶
1894年生于江苏苏州。原名叶绍钧，笔名有柳山、桂山、郢、郢山、华秉亟等。1899年进私塾读书，1907年进公立小学，一年后进苏州公立中学。中学时期，喜读外国小说，开始接触文艺，曾与同学组织诗会放社。1911年中学毕业，后历任小学、中学、大学教员，还当过编辑，编过《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和《中学生》等刊物。
解放后，曾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历任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叶圣陶早在1914年就开始用文言文写短篇小说，五四运动前后改用白话写作。1921年初，和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出“为人生”的主张，并严肃认真地进行实践，这时期的作品有短篇集《隔膜》(1926)、《火灾》(1923)、《线下》(1924)、《城中》(1926)、《未厌集》(1928)、《抗争》、《四三集》(1936)，散文集《脚步集》、《未厌居习作》，诗歌集《雪朝》(1922)，长篇小说《倪焕之》(1929)等。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暴露和讽刺了旧社会的黑暗，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悲惨命运。在看到兴起的革命力量之后创作的作品，则充满了对光明的热切追求。
早在1920——1921年间，叶圣陶就为少年儿童创作了《儿和影子》、《拜菩萨》、《成功的喜悦》、《小鱼》、《两个孩子》和《损害》等多篇小诗，这些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诗作，充分体现了“五四”以后科学与民主的时代精神，既能教育孩子，又提醒了成人对儿童教育问题的关注。1921年冬天起，他致力于童话创作。1923年，出版了第一部童话集《稻草人》，这部作品，鲁迅在1935年称它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1931年，又出版了第二部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以后，又写了《聪明的野牛》、《鸟言兽语》、《冥世别》等童话，还创作了童话歌剧《蜜蜂》、《风浪》等。
早期童话，竭力勾画出一个美丽的人生，一个儿童的天真的国土;不久，意识到与其以意想的美去陶冶儿童，远不如为他们展露人世的不平。后期童话，一面无情地讽刺、鞭挞反动腐朽势力，一面热情地歌颂群众斗争和革命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于1956年写了《一个少年的笔记》，生动地记述了一个少年在成长中的精神世界，想象丰富而美丽。同年，出版了《叶圣陶童话选》。1979年，又出版了《稻草人和其它童话》。作为现代著名作家和教育家，作为当代的“语言大师”之一，叶圣陶在我国儿童文学史上有着特殊地位，是我国现代童话创作的重要奠基人。
8、季羡林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齐奘。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精通12国语言。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康庄镇，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41年获德国格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副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南亚东南业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中国南亚学会第一届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会长，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第一届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第一届会长。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从事印度古代语言文学、印度佛教史、中印文化关系史及吐火罗语的研究。著有《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还有《大唐西域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