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据说起源于商周，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太师、太傅、太保，这三个职务都是帮助君主辅政的大臣。其中，太师掌管军事，太傅则负责礼法，太保则主要负责保护君主。如果用部落制的眼光来看待当时的国家的话，这三个人的身份更像是在部落里具有超然话语权的长老。
另一种则是司马、司徒和司空，这三个职务就没有辅政的作用，而单纯是君主下辖的官员了。有意思的是，司马和司徒也分别对应着军事、礼法，而司空则主要负责水利土木。
等到秦朝统一天下时，秦始皇也设置了三公。他当然不需要三个什么事都能对自己指手画脚的老头子当什么长老，只需要能帮他处理政务的助手。因此，在司马、司徒、司空三公的基础上，他把三公改良成了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由于皇帝自己本身就是最高军事指挥官，因此太尉的位次就放在了第二位。)
秦朝只存在了十几年就灭亡了，随后的西汉则全面承袭了秦制，也在中央设置三公。早期，这三个位置是真的能左右甚至扭转皇帝决策的。比如刘邦晚年属意小儿子刘如意，就是御史大夫周昌公开站出来反对，才让此事作罢;刘邦不但没动他，反而死前把刘如意托付给了他。又比如，吕后死后，朝臣和诸侯王们一起共同剿灭诸吕，最后要选皇帝的时候，说话管用的并不是这些刘氏宗亲，而是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
因此，当汉文帝被陈平他们扶持上台以后，首先要对付的就是这帮功勋贵戚。他用了很多手段，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这种效果更多的是基于自己的个人威信和功臣们的逐渐老去。三公对皇权的牵制，仍然没有消除。
这个问题，要到汉武帝时才有所解决。汉武帝时期的丞相换得像走马灯一样勤，而且大多数都不得善终;御史大夫也只是作为汉武帝操纵官场的工具人，很难对皇帝形成压制;至于太尉更是几乎不常设。除此以外，为了对付以三公为首的外朝官，汉武帝还创造性地设计出了一种新的制度——内朝官。
所谓内朝官，就是从皇帝的贴身侍从里挑选一些人来帮自己处理政务，从而分散外朝三公们的权力。这些人有的是阉人，也有的不是(而且在汉武帝时还居多)，其中对后世影响最深的三个职务，就是尚书、侍中和中书。
这三个职务，本来都是皇帝身边的小官，级别不高，权力也不大。但是皇帝为了分三公们的权力，就得给他们加强权力;他们也逐渐从皇帝的私人班底走向外朝，变成了外朝的实权大臣。
而三公们发生了什么呢?他们被越来越边缘化了。因为汉武帝不仅推出一些文官制约丞相和御史大夫，还通过外戚炮制出了两个分散太尉权力的职务：大司马和大将军。
大司马最先授予卫青和霍去病，本来也是用来取代太尉的，后来逐渐变成了和太尉类似的外朝军事首领;而大将军就要纯粹多了——历经整个汉朝，大将军一职基本都是授予权臣(绝大部分是外戚)的，到东汉时更是变成了外戚的禁脔，并且凌驾于整个官僚体系之一，成为了事实上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因此，到了东汉，整个权力结构就变成了大将军-三公(此时的次序变成了太尉、司徒和司空)-百官的体制，而百官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尚书令，享有在御前独坐一处的权力(与司隶校尉、御史中丞合称“三独坐”)。到后来，权臣要么兼任尚书令，要么挂有“录尚书事”的头衔，总之都得控制尚书台的权力。
等到魏晋，中书令、尚书令和侍中更加演变成了事实上的宰相;而在南北朝时期，这三个职务的班底进一步细化，逐渐形成了三大中央机构：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并在隋唐时期终于形成了著名的三省六部制。
那么三省六部制就稳定了很久吗?也没有。比如尚书令，这个曾经存在了数百年的职务在李世民担任过后就成了虚而不设的位置。而从总体上看，由于三省长官都是宰相，对皇权有很大的牵制力量，所以皇帝就势必再扶植一些新的力量来牵制分权，比如翰林学士，又比如后来成为实际宰相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其实，无论是此前的三公，还是唐初的三省，亦或是丞相、大学士、军机大臣，这些曾经在中国官僚体制里站到过最高峰的人，都需要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皇帝的不信任。皇帝总是有要分散最有权力的大臣的权力的倾向，而他们最习惯推出来分权的人一般都是自己的身边人：有的是秘书，有的是亲戚，有的干脆就是服务员。
所以，那些换来换去的官名，以及外戚、亲王或者宦官干政的现象，说到底都是皇帝和权臣(一般是宰相)，也就是皇权和相权斗争的产物。皇帝如果强势，那么大臣就是给他干活的(比如汉武帝)，皇帝如果受到大臣抑制，那就会想办法培植出一股新的力量来抗衡。而中国历史上宦官干政最深的三个朝代：东汉、唐和明，无不都是这一原因在背后起作用。
所以，历史上那些纷繁复杂的事，说到底也是有内在规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