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容李家屋场遗址正好位于蒙华铁路华容火车站中心位置，火车站修建后，整个遗址将不复存在。因此，自去年10月开始，我们即对该遗址开展了大规模抢救性考古发掘。春节后，因工程方拆迁、清表等工作未及时跟进的原因，考古工作曾一度被迫中断。第二次考古工作自2017年4月初开始，一直到6月中旬才全部结束（图一）。两次田野工作时间累计接近半年，实际发掘面积约七千平方米（图二）。
图一 2017年发掘现场（东南—西北）
图二 2017年5月15日航拍（上为西）
该遗址发掘主要有如下收获：
1.发现了包括大溪、油子岭、屈家岭、石家河等多种文化遗存，为洞庭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研究提供了一批典型材料。据现场观察，该遗址大溪文化遗存与澧阳平原同时期遗存比较接近，而与近邻的车轱山遗址有着较大差异，后者相当于大溪文化时期遗存与湘阴青山遗址几无区别，当属堆子岭文化。李家屋场大溪文化遗存的发现，进一步厘清了洞庭湖北岸大溪与堆子岭文化的分界。油子岭和屈家岭文化遗存是李家屋场遗址主体，也是遗址最繁荣时期。尤其是一批墓葬材料极为重要，为洞庭湖地区油子岭—屈家岭文化研究增添了新材料。石家河文化遗存虽然材料不多，但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与车轱山遗址极为接近，而与澧阳平原石家河文化却有一定差异。
2.揭露了一批包括灰坑、墓葬、烧土坑、居址、灰沟、壕沟及墙垣等重要遗迹（图三—图七）。其中，烧土坑是李家屋场遗址最具特色的一类遗迹，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形制不一。该类坑均被烧土填满，一般掺有较多灰烬或炭末，坑穴较浅，遗物极少，与一般的灰坑有较大差异。壕沟及墙垣目前只发现于遗址东部及北部，可能有两次修建行为。第一次修建年代与遗址西北部墓地最初使用时间同时，即油子岭文化时期；第二次修建发生在屈家岭文化，它是在原址上先把早期壕沟填平，然后在其上修建了更大规模的墙垣（该期墙垣破坏严重，保存不好）。遗址东北部低洼地（因施工方已填压，未做发掘）很有可能就是第二次修建行为所致，其功能当与“城壕”类似；而遗址西部及南部当时即为一片水域，相当于天然屏障，自然无需修建人工防御设施了。毫无疑问，当时人们在遗址东、北外围两次大规模修建的壕沟及墙垣，应当均属防御性质。
图三 灰坑
图四 烧土坑
图五 居址
图六 北部濠沟及墙垣（东—西）
图七 东部墙垣（南—北）
3.揭示了一处完整墓地，清理墓葬百余座，出土随葬器物近千件。墓地位于遗址西北部岗地外坡，面积约200平方米（图八）。墓葬分布密集，有一定排列规律（图九）。墓底距地表深约25～250厘米不等，落差较大。多数墓圹（墓坑打破生土者除外）不清楚，推测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除少数墓葬发现人骨残痕外（图十），多数墓葬不见骨架，头向、葬式及葬具不明。个别墓葬随葬头骨，可能有猎头现象（图十一）。墓向基本一致，均为西北—东南方向。墓地可能有合葬墓，因墓圹原因而难以区分。随葬器物数件至十余件不等，一般放置在墓葬西北端。随葬器物以陶器居多，常见组合有鼎、簋、瓶、豆、碗、壶等，以鼎、簋、瓶居多，少数墓葬随葬矮圈足罐、陶纺轮、陶环等；石器多见斧、钺、锛、凿等，以斧、钺居多，一般墓葬随葬1-2件石器，少数墓葬随葬3件石器（一般为钺、斧、锛或凿）。石器一般不与陶纺轮、陶环同出，墓主性别基本清楚，而且男性墓略多于女性墓。墓地出土的30余件石钺在湖南尚属首次发现。石钺多出自坡顶部墓葬，一般横置平放于墓葬中部（少数斜置或竖置），刃口一般朝向墓葬长侧边（图十二）。
图八 墓地范围（东—西）
图九 墓葬排列（西北—东南）
图十 有骨痕墓葬
图十一 随葬头骨墓
图十二 随葬石钺墓
4.首次在洞庭湖地区发现一处具有军事性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李家屋场遗址面积仅1万余平方米，当属小型聚落，但墓地却发现大量使用痕迹十分明显的石钺，而且遗址外围还多次修建大型沟、墙防御设施，这是非常罕见的。因此，我们应该重新定位该聚落性质。若从长江中游地区大的文化背景上分析，大量考古材料已经证实，大约在大溪文化晚期至油子岭文化阶段，澧阳平原和汉东地区两大文化区的碰撞、冲突、融合正值最盛时期，到了屈家岭文化阶段，后者最终完成了长江中游文化的高度统一。从空间位置上看，李家屋场遗址正好处在澧阳平原和汉东地区两大文化区的交叉地带，无疑是双方碰撞的前沿阵地。因此，我们可初步判断李家屋场遗址不是一般的农耕聚落，很有可能是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一处军事据点，而且有着鲜明特点：一是遗址位于核心文化区边缘地带，地理位置具有边哨性质；二是遗址外围有明显的防御设施，其功能具有城址性质；三是墓地发现大量具有武器性质的石钺，当与部落冲突引发的战争有关。可以说，李家屋场遗址的最终形成是油子岭—屈家岭文化向南扩展的产物，并再次验证了这支文化在洞庭湖地区由东往西的渐进过程。
（原文标题：蒙华铁路华容李家屋场遗址发掘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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