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运是辽宁大连人，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政科，能操一口流利的日语。“九一八”事变后，他只身入关投效，但请缨无路，生计都难以维持，不得已又返回关外。后来，日本关东军将他罗致，派为驻华南特务机关译员。因工作之便，夏文运不仅与板垣、土肥原、和知等人厮混极熟，与李宗仁也常有接触。李宗仁觉得夏文运为人正派，年轻热情，却不明白他何以甘心事敌，背叛民族，便找机会约夏文运一谈。见面后，李宗仁诚恳地说：“夏先生，我看你是位有德有才的青年。现在我们的祖国如此残破，你的故乡也被敌人侵占。祖国命运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你能甘心为敌人服务而无动于衷吗？”李宗仁的一席话触到了夏文运的痛处。他抱头痛哭，诉说了家乡遭日军蹂躏的惨状和他入关投效无门的苦衷，并表示：“如有机会报效祖国，万死不辞！”李宗仁见他心诚语挚，便让他做秘密情报员，剌探日军机密。夏文运一口应允，并谢绝任何报酬。“七七”事变后，和知任少将旅团长，曾率部在上海与中国军队作战，后因发表“反战”言论被军部褫夺兵权，调任运输司令及日军驻上海、华南特务机关长等职。尽管如此，和知仍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为进一步争取和知的信任，夏文运特意改名为“何一之”，意为他将专一于和知。上海沦陷后，何一之在和知的庇护下自由行动，并多次随和知回日本活动，千方百计搜集日军情报，然后转交设于上海法租界的地下电台拍发给国民党军第5战区。所以，日军的重大军事行动李宗仁都事先得报，甚至比国民党军委会所得情报还来得及时、可靠。
台儿庄战役打响后，李宗仁根据何一之的情报，及时而准确地作出了相应的部署。如1938年2月，李宗仁得知日军南路进攻而北路不动，便将能攻善守的张自忠第59军由北面南调，协助第51军于学忠部保卫淮河，从而将北犯的日军第13师团驱至淮河以南，稳定了淮河防线；3月间，他得知北路日军发起进攻后，南路日军将不会有大的动作，于是又将第59军北调，驰援临沂，阻击板垣师团，结果歼敌3000余人，取得临沂大捷。这些部署对台儿庄战役的最终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后，何一之一直为李宗仁和国民党重庆方面提供情报。1940年12月，他致孔祥熙一封密函，报告他在同年赴日期间搜集到的各种情报，内容非常翔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何一之频繁递送情报的活动引起日方警觉。不久，何一之遭到日军搜捕，被迫逃出上海。这个情报线索从此中断。李宗仁对何一之的爱国行动十分赞赏。他说：“如何君这样的爱国志士甘作无名英雄，其对抗战之功实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