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魏进堂1894年生，兄弟4人，行四，又名魏四。由于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加上连年自然灾害，农业减产，温饱难求，衣不遮体。当时，任县流传着：“于孟庄，三座窑，白菜出到天口桥，天口桥六同碑，小盐出到后中魁。”“南河、任县不求天，旱涝就把辘轳扳。”南河、任县两县天旱，主要靠提水漫灌。滏阳河以北，是盐碱地，不长庄稼，生红荆，长蝈蝈。天口位于滏阳河南，特产大白菜，然贫苦农民仍挣扎于生死之线。迫于生计，父亲投市为牛经纪，分得少许易资养家糊口。1931年，在贩运中父亲结识山东西楼岩村朋友江京连(地下共产党员)。江给父亲介绍一生意，说：“你们任县刘家屯村刘文忠(又名刘子厚，地下共产党员。后担任中共中央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刘振河(地下共产党员)，二人托我买几支枪和一些子弹，你要尽力搞到，一定要保密，不能公开行动。事成之后，对咱穷人都有好处。”于是，父亲和堂叔魏法堂一同秘密前往北京购回两支花眼冲锋枪和几百发子弹，亲手交给地下共产党员江京连，江又转交到刘文忠、刘振河手中。这些枪弹在组织农民暴动、打击地方顽固势力中起到重要作用。
不久，此事被保长告发，以私购枪弹之罪名，将父亲送押到国民党任县县党部监狱。我父一口咬定是自己一人买枪，赚钱养家糊口，但还是被判处3年徒刑。期间，二哥喜辰和我从监狱小门瞭望口爬进去看望父亲，父亲带着满身血污和镣铐给我们传授革命道理。当时年仅五六岁的我心灵中已埋下了革命的种子。后地下党托熟人、找关系，用重金收买狱警，以患重病需保外就医(亦称“打病床”)为名，提前一年多把父亲营救出狱。
1936年，父亲追随红军团长刘振河参加了红军，走上了土地革命的前线。1937年春，父亲利用回家探视的机会，给孩子和乡亲们宣传革命道理，发展革命力量。
1938年春，任县成立抗日民主县政府，下设区政府，父亲积极动员儿女参加抗日工作，我大哥魏丙辰，经县政府干部陈玉振介绍，于7月参加革命，担任县政府秘书韩香斋(共产党员)的通讯员;二哥魏喜辰，于冬月在北定村参加八路军;我是老三，于当年6月任抗日县政府炊事员;妹妹魏密芬在抗日县政府工商贸易局工作。冬月，经天口村中共党员魏文德、孟礼章介绍，父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该村党支部书记郝进山，党员还有赵恒茂(区长，后被日兵杀死)、赵银子、孟仁喜、魏仁章、牛章礼等。
1941年春，任县北定村被日伪军占领，任县抗日县政府稽查员尹春成在北定村叛变投敌，出卖革命同志。其次子尹二燕是个铁杆汉奸，经常给日伪军带路，到处捕捉抗日政府干部、八路军和抗日民众。
一天，任县抗日政府行政科科长贾静中在邢台地区工作时，被尹大燕引带的日伪军抓住，关押在邢台地区日军据点。他趁岗哨不注意，磨断绳索逃了出来。
情况摸清后，任县抗日政府武装工作队队长刘贵禄派我父亲和魏福海2名手枪队员秘密深入到敌占区找到尹春成的好友，以托其办事吃请为名，把尹春成引出敌占区，在“北定村酒店” 把他抓获，在中魁村西北角去邢家湾的大路旁将这个可耻的叛徒处决了。其子尹大燕和尹三燕也被贾静中除掉了。
此后，父亲魏进堂多次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发展组织，收集传递情报。父亲的革命行动引起本村伪保长赵老顺和汉奸赵万海的怀疑。认定他是八路，遂向日军告密。
1941年12月的一个夜晚，由汉奸赵老顺和赵万海带路，日伪军出动一个排的兵力包围了天口村，把我父亲和十几个村民抓住，带到日军“石家庄集中营”，让他们整天赤着上身在院内跑操。几个月后，其他村民陆续被赎回去了。父亲被作为抗日要犯，受尽苦刑。当时，日军准备把这些抗日民众遣送到吉林、黑龙江、辽宁一带，转送日本当苦力，但由于毒打折磨，父亲卧床不起，奄奄一息。伪军就将他抬出集中营，扔到石家庄火车站附近。父亲被接回老家后20 余日就去世了。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革命家庭成长起来的。13岁就参加革命，伯父魏景堂在任县抗日政府当炊事员，由他介绍，我在食堂刷碗打杂。不久，县政府行政科科长路为然见我勤快，就把我调到县政府行政科当勤务员。 当时，抗日民主县政府设在天口村大地主郝老齐家。郝家宅院占地2000余平方，外有一个大院，像一座城墙，院中有十几层高楼。我们工作时，“头上带个白手巾儿，说话不离成问题儿，身上挂着小钢笔儿，身上不离小虱子儿”。白天，在村里发动群众，鼓舞斗志，挖地道、筹枪弹、筹粮、开会;晚上，背着被包到村外墓群中休息，一天到晚，派人站岗。天亮后，见没有日伪军扫荡，才敢进村工作。天口村是堡垒村，大多户都挖有地道。发现日伪军来时，进地道隐蔽。
地道口在锅下、茅房、炕下和通风口，有的在牲口槽下。派家属站岗放哨。县政府以科为单位和以区政府为战斗小组分散打游击，凭借熟悉地形灵活作战。夜晚分散，白天集中。几个月，身上的衣服难得换洗一次。
我家挖的地道锅台当进口，通到坑底下，外边有一个望窗，以便通风透气。我家的地道掩护了不少革命同志。县政府工商贸易局局长黎明之经常带着干部战士在我家居住、隐蔽，都管我母亲李仙子叫“妈妈”。
1940年，形势恶劣，日伪军频繁扫荡，县、区政府干部分散隐蔽。一天晚上，日伪军大扫荡，一夜间把整个任县所有村子全包围了，挨个“过筛子”，要百姓说出谁是八路。妇女们都将头发绾起来，插上簪子。日伪军挨个将妇女绾发解开，看是否留短发。若是短发，就认定是八路，戳杀或带走。
当时，我组织大部分村民都进地道隐蔽。一些未来得及隐藏的村民被日伪军抓住。日军撤退时，将十几个一二十岁的小青年从天口村带走，走到半路，就杀掉了。
一天上午，我从城北到城郊一个村庄工作时，被日本鬼子包围了。在村民的掩护下，我藏进百姓家黑屋门后旮旯里。鬼子未搜到，在村里胡乱打了一阵排枪走了。
1942年的一天，我回天口村隐蔽的路上，与叛徒带着“扫荡”的日兵遭遇。被日兵追到天口村。我藏在邻居孟耕田家用来装粮的两个大酒瓮的夹缝里，几个凶神恶煞般的日本鬼子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在屋角乱刺，没戳着，才躲过了一劫。
1943年一个傍晚，我从外边工作后回村休息。半夜时分，皇协军和日兵把村庄包围了。天亮时，把所有老百姓赶到村东边桥头下边大稻场里。周围架着机枪，布满了岗哨。日伪军让村民排成队列“过筛子”，挨个问：“你是不是八路军?谁是八路军?”问到村民魏顺增：“谁是八路军?”他不说，撒腿就跑，日兵跟着就追，追上后抓回。日本军官用指挥刀将他的头砍掉了。
还有一个40多岁的男子叫孟发子，是个老八路。日军问他：“你当过八路没有?”他不理睬。日兵将他带到河边，枪杀了。走时，日兵从村民中挑出七八个年轻人往回带。当时，在天口村北边15里的邢家湾有一个日伪军据点。我的姐夫20岁，甄庄人，离天口村有5里路，因在岳母家帮忙干活，也在被抓之列。走到甄庄停下，日伪军残忍地将这些村民全部枪杀了。
1944年，我任任县八路军工商贸易局通讯员。当时，我18岁，正在度蜜月之时，被皇协军秘密逮捕。在日伪军监狱度过了37个昼夜，起初吃些稀面水，后来不给吃饭了，只有吃皇协军扔掉的西瓜皮，度过了7天7夜，是那些沾满泥沙的西瓜皮救了我的命。日伪军见从我身上问不出名堂，就把我放了。
一天，我骑自行车往冀南工商分局送信。走在西国城一条公路上，遇到皇协军十几人，大队长张佰魁问：“你干啥去?”“买盐。”我答道。皇协军就把我骑的自行车车座、车胎都下掉检查，将我身上摸遍，没搜到什么可疑的东西。有个狡猾的汉奸让我脱掉外裤，从我裤头里面搜出一封信。事情暴露后，我只好说自己是区公所临时帮忙的伙夫，只是帮忙送封私信，不识字，也不知道是啥内容。皇协军将我毒打一顿，认定我是“八路”。我答道：“是八路又怎么样，是八路打鬼子，保家卫国，总比当汉奸强!”汉奸们说我是苏联的走狗，将我严刑拷打，要我供出给谁送信、谁让送的、负责人是谁、居住地点，我断然拒绝。日伪军又把我关了三天三夜。任县抗日民主政府工商贸易分局局长、共产党员黎明之为了营救我，忍痛将手枪卖掉，用冀南票 3000元收买皇协军大队长张佰魁，将我赎了出去。至此，我前后在日伪监狱度过了40个昼夜。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任任县工商管理局会计。在局长郑瑞周等培养下，经党员陈生祥介绍，我于194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9月，从河北抽调大批地方干部，南下黄河以南，到国民党敌占区开辟新区。充实鄂西北地区干部力量，组织地方革命斗争，消灭国民党残余和地方顽固势力，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我被编入干部二支队一大队一中队。历尽千辛万苦，越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线。经安陆、随县、枣阳、埠口，越过唐河，于12月23日到达河南省新野县境。在白河沙滩上宣布中共襄阳县委、襄阳爱国民主县政府正式成立。县委书记宋匪石、县长耿岑、八十五团副团长洛克、政委宋匪石兼。南下干部分配给襄阳县60人。
接着，县党政军组织西进，攻下薛家集、马家集、邓桃湖等集镇，迅速建立第四区、第五区。每区从八十五团二连调出一个班组建区中队，所有干部均佩戴枪支。12月27日，县级机关移驻薛家集附近的黄山洼。我负责清河店兵站后勤支前工作，为解放襄阳提供有力的后方支援。
1948年10月，国民党军黄维兵团整编二十师杨干才部一三三旅调往薛家集截击我刘邓大军南下。我根据县委的指示，负责侦察和善后工作。薛集之战，牵制了国民党军主力，粉碎了蒋介石、白崇禧企图阻止刘邓大军北上转移的阴谋，为解放大军渡江南下，进入湘西四川赢得了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