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和制作团队用8年时间采访3500人最终完成的纪录片《我的抗战》，不是重新书写抗战史，而是反映普通的生命个体在战争中的真实状态。通过这些亲历者的细节讲述，还原最真实的抗战八年
“没有一个人能了解真正的历史，你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去接近真实。”2010年12月5日，北京，崔永元在《我的抗战》新书发布会上这样说道。
《我的抗战》是崔永元和他的团队历时8年打造的一部口述抗战史纪录片，共采访3500人，搜集历史老照片300万张。同名图书呈现了纪录片的原貌，全书由300位抗战老兵讲述，由24个独立的抗战故事组成。通过他们的口述实录，呈现了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描述了抗战过程中的爱情、友情、亲情。
在新书发布会会场，两位耄耋之年的老人被人群簇拥着走了进来。一上场，他们就对全场人行了军礼——在这个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第65年的冬天，名叫张晋和尤广才的老兵终于等来了他们人生中迟到近70年的鲜花与掌声。
尽管，70年，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人的一生。
隐瞒60年的记忆
在《我的抗战》中，有太多和张晋、尤广才一样的老兵。他们头顶抗战英雄的光环。但，仅仅是光环而已。这些光，照不到他们内心深处的幽暗。鲜有人在乎他们真正的故事——他们经历过怎样的腥风血雨，岁月又遮掩了他们多少痛楚与悲哀。
“我的团长……”话说到一半，面对镜头的老人已泣不成声。
这是《我的抗战》中的一个影像片段。镜头中的老人名叫王文川，当年为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一营重机枪连机枪手，“八百壮士”中的一员。而他口中的团长，则是大名鼎鼎的抗战英雄谢晋元。
1937年10月26日，刚刚升任五二四团团长的谢晋元接到任务，死守上海最后阵地，吸引日军，掩护闸北地区友军撤退。26日深夜，团长谢晋元和营长杨瑞符带着400多个弟兄，退守四行仓库。初到四行仓库时，有英租界士兵询问谢晋元带了多少士兵驻守，谢晋元为壮声威答曰800人。
“仓库在你们在，仓库不在你们就没了。”谢晋元的训话让王文川很激动，他想，团长都这么说了，他也豁出去了。
之后，一场生死搏斗开始。
孤军抗敌的士兵们打得极为艰苦，进入四行仓库的第二天，日军就炸断了仓库的通水设备。仓库里存有粮食，只是，为了不让敌人找到目标，大家不敢生火，饿了就吃生米，渴了就用枪筒子装水喝。
将士们坚守四行仓库四天四夜，击退日军六次进攻，毙敌数百人，被当时的媒体称作“八百壮士”。可是，就当壮士们准备与敌人做长时间的殊死决战时，统帅部却下令孤军停止战斗，退入公共租界。
1937年10月31日凌晨1时，谢晋元组织部队含泪撤出坚守了四天四夜的阵地。其后，租界工部局迫于日军压力，解除了将士们的武装，将他们扣留在胶州路的一块空地上，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军”。
1941年4月24日清晨，孤军营中，照常率兵出操的谢晋元，发现有四名士兵缺席，亲往传询并且搜身，谁都没想到，这四名士兵竟是被汪伪政府收买的叛徒，他们拔出藏好的匕首行刺，谢晋元身中数刀，血流不止，悲壮长逝。
那一年，谢晋元37岁。
“团长待我们就跟自己的亲儿女一样。”1946年，一百多名失散各地的“八百壮士”回到了曾誓死守卫的上海，他们在谢晋元的陵墓四周搭起棚子住了下来，一起为老团长守灵。尔后，他们有的在上海做苦工维持生计，有的回到原籍当了农民，还有的则流落街头。
镜头前，王文川拿起那把谢团长送他的口琴，颤颤巍巍地吹了起来。镜头后，《我的抗战》前线记者郭晓明内心抑制不住地难过。
2008年，郭晓明和张钧加入崔永元团队，全身心投入到《我的抗战》的工作中，两年间，他们一共采访了300多名老兵，而仅是对老兵王文川，郭晓明就跟访了一年半，尽管，真正的访谈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
“他说话是很困难的，每次只说一两句话，一个事情根本不能连贯讲下来。”郭晓明说道，很多时候我们问多了问题，老人就不说了。采访被迫中断多次，郭晓明不得不一直跟访，让老人时不时说上几分钟。
在老人的儿子王家宾眼里，父亲一直脾气古怪，沉默寡言。已经60多岁的王家宾依旧对父亲有所忌惮。“别看我60岁了，我从心里头对我父亲还有一种恐惧，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小时候，每次开完家长会，淘气的王家宾都会遭到父亲的责骂，挨打甚至被命令下跪。他一直都不理解，父亲的性格为何会暴躁，不近人情。
直到2007年，再次回到上海的王文川在儿子搀扶下回到四行仓库，哭倒在团长谢晋元雕像前，儿子王家宾才终于找到了答案。
在此之前，王文川在众人眼中一直是个性格有些孤僻的北京退休工人。60年里，王文川一直在隐瞒，不管是身份还是历史，即便面对自己的子女。
看不见的伤，永远藏在人心底的最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