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其明，男，1930年生，泰安市岱岳区夏张镇孔家庄村人。抗战期间，掩护过八路军军属，救护过八路军伤员。
刘相青，男，1930年生，泰安市岱岳区夏张镇孔家庄村人。抗战期间，掩护过八路军军属，救护过八路军伤员。
泰安市岱岳区夏张镇，是登泰山的“西御道”。人间四月天，这里梨花如雪，也是泰城人踏青春游的好去处。2015年4月16日，我们本来是要去采访参加过泰西抗战的老战士李延忍的亲属的。李延忍于1940年参加泰西游击战斗，一直冲杀在抗战前线，解放战争参加过渡江战役时已经是连长。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到重庆制药厂任厂长，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老人高风亮洁，三次主动要求带领家属子女回乡务农，担任村支部书记23年。李延忍老人战功卓著，德高望重。可惜去世多年，生前桃李不言，很少讲述自己的革命生涯;亲属子女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很难回忆起老人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的点滴故事。正在我们唏嘘失望的时候，没想到柳暗花明，峰回路转。陪同采访的副镇长冯军向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他曾听一位老人讲过当年八路军组织扒铁路和游击队下药杀鬼子的故事，我们抱着姑且试试、不虚此行的念头来到了夏张镇孔家庄村。
到达孔家庄村委会时，85岁的郑其明正站在门口迎接我们，老人精神矍铄，腰板硬朗，耳聪目明，口齿清楚。村支书郑永平是老人的儿子，他告诉我们，村里还有一位老人刘相青，也85岁了，家里曾经掩护过八路军伤员。这消息让我们喜出望外，急忙让郑书记开车接来刘相青。郑其明先讲起1938年日本部队调动路过孔家庄的情景，刘相青不时插话补充。虽然时隔久远，有些具体的时间老人记不清了，但老人所说的事实都是亲身经历，或者是当时村里众所周知的事情，这些讲述依然把我们带到了70多年前的抗战时空。
第一次见日本兵
郑其明回忆说，咱这边大战没有，就是打游击。那时候我才9 岁(农村习惯说虚岁)，在村西头的私塾上学，念的都是《三字经》《百家姓》。四月，麦子黄梢了，早上上学的时候还不知道，中午放学回来的时候，路过村边的大湾，往东边一看，看见许多马匹和日本人，当时很害怕。我就赶快回去，跑到大湾南边，钻到麦子地里，当时麦子高啊，我就从麦子地里过来。跑到现在的村委前头，当时有一排榆树，我一看拴着一些马，一大群东洋鬼子，说话咿哩哇啦的，咱也听不懂。有个鬼子看到我了，就冲我摆手，我当时虽然很害怕，可是也得过去。过去了那鬼子还给了我一块糖，我也不敢接，因为我看到那边树里还在打人呢。被打的这个人姓范，原来是鬼子让他担水饮马，可是咱中国人听不懂日本话啊，翻译就说：“让你打凉水你怎么还说没有呢?”日本鬼子冲上去就“啪啪啪”打了好几个耳刮子(耳光)，打得这个姓范的血头血脸的，可是不轻。翻译就说：“你赶快去打凉水。”这个姓范的才赶快担着挑子跑开去挑水饮马去了。我近了一看，哎呀，这么多鬼子，都戴着带眼的皮口罩。我吓得就赶快回家了。
回家路上，又看到从大东头过来了炮车，都是马队，用马拉着炮，一直在村里待到大中午才向西边走了。一会儿又来的炮车和汽车，都是从满庄那边过来的。向西去，去哪里打仗咱老百姓不知道，不知道是路过还是去打泰西那边的游击队。
给日本人出夫
两位老人说起给日本人出夫，异口同声地说：“受的罪可不少。”
后来过了几年，我们两人也长大了些，都十二三岁了，日本鬼子就让出夫。那时候是按地出夫，家家都得出人，给日本鬼子干活。出夫就是去夏张，日本人在那里修了个大据点，位置就在现在的夏张西北角上，现在东西大街的最西头，还在现在夏张镇驻地的外边，叫田兴全宅子(音)那边，去了以后净干些打坯、挖壕沟(修据点)这些活。
你说日本人有多毒啊，当时俺俩才十几岁，个头才这么高，担不到挑子，只能用小筐小泥巴罐担土挑水。担着两个挑子拖拉到地，干不出活来，不中用。担水也从井里提不上水来，也推不动水车(老式水车，带一串水斗)，平时都是套上驴来拉水车才能提上水来。一天打多少坯，打多少水都是有数的，干不完活，他们不让走。出夫都得自己带饭，连水也不管，纯是白给他们干。(刘相青插话说：“不光白干，干不好还挨打呢。”)我记得当时，挖壕沟的时候，像我们这么大的小孩子去出夫干活的很多。壕沟很深，我们个子小，气力也小，从沟底下把土扔不到沟沿上来，我看到一个鬼子拿着只粉笔下到沟里来给我们后背上画圈，谁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都很害怕。这个鬼子画完了圈，后面来了两个抗枪的鬼子，把带圈的小孩子都带走了。带到田兴全宅子那边，当时大门朝东，门外有个很大的场院。门口还有洋狗，你说我们能不害怕吗?进了场院，日本鬼子就让我们这些小孩子“把骨碌”(摔跤)，他们看热闹。不光让我们摔跤，还让我们学“羊顶角”(过去一种农村儿童游戏，两臂相支，额头顶在一起，看谁先后退，或者摔倒)，头碰在一起，还得把头碰得“蹦蹦”响，谁头碰得不响，他们就揍谁。碰得我们这些小孩子头上都起了大疙瘩，很疼。到最后都碰哭了，鬼子才说了一句什么“开路开路的”，我们听不懂，都不敢动。旁边有二鬼子(伪军)和翻译说：“叫你们这些熊孩子‘拔腚’(方言“滚”)。”我们才敢跑回来。我们都让小鬼子吓住了，以后就不敢去出夫了。可是日本人还是按地出夫，不去也不行。那时候也没办法，家里也是让我们这些小孩子去应付事。
还有一回，是鬼子要“扫荡”，来的大部队，在夏张当时叫“益和兴”(音)这个店面吃饭。鬼子就叫我和陈兆先(比我小两岁) 两个担着担子去当铺院里的井里打水。夏张街地下水位低，井都很深。我们两个光井绳都抱不动，打水的井罐子根本晃不倒。那个翻译说：“今天你们两个熊孩子要打不满水缸，就不让你们走了。”这可把我们两个小孩子难为死了，一挑子水恨不能打两小时，可受了罪了。还有一回鬼子修据点，从田兴全家往街里当铺这边扛坯，我们小孩子扛一个都觉得沉，可是非得让我们按大人的标准，扛两个才行。日本兵看着，看谁扛不动，上来一脚就踹倒，轻的踹你，重的使枪托子打，我就挨了两次打。打那以后叫我出夫我就哭着不去了。
恨日本兵 更恨二鬼子
当上一天二鬼子，应该活埋，因为二鬼子比日本人还孬!为什么呢，他们图财， 当了二鬼子，八路给他钱，他也敢要;好人给他钱，他也要;不给他钱，他就祸害你。进村就抢老百姓，连鸡带鸭都抢，连鸡蛋都敛活(方言“搜刮”)。我讲个二鬼子逮鸡的事。有一回，收了麦子的时候，日本鬼子和二鬼子进了孔家庄。那时候是过了麦口才养鸡，过了麦，鸡就长到一斤多重了。俺家在庄边上住，旁边有个场院，鸡都在里面找东西吃。二鬼子让我给他们逮鸡，因为是自家的鸡，我舍不得， 我拿了个棍子装作逮鸡的样子，快到鸡前面时，故意跌倒，把鸡吓飞了。二鬼子们很生气，就让我过去，骂我不但不逮鸡，还把鸡吓跑了，说着就踢了我一脚。然后他们五六个人进去，逮走了七八只。杀了鸡又让我给他们烧火，煮了半熟，鬼子要出发，就胡吃海塞地吃完了。还有一块掉在锅台上，他说让我吃了吧，心眼真坏!
扒铁路破坏交通
说起扒铁路，两个老人因为具体的时间争执起来，一个坚持说是台儿庄大战(1938 年)的时候，一个却说是自己16 岁(1945 年)那年。但不论是哪一年，两人都十分肯定的是扒得日本人的铁路。“当时(八路军游击队的基层组织已经做到村一级，工作取得了群众的支持)扒铁路那一次，因为不到年龄，我们没摊上。上面说，年满18 才能去。孔传武他们十几个人去了。八路军游击队扒了铁路，破坏了鬼子的运输。听他们说，铁轨是从北集坡抬来的(津浦铁路)，当时两边有站岗的，群众就从中间扒开铁轨，然后抬走。当时抬回村里3根。抬回来以后就在村里学校的后头挖了个大坑埋了。一直到解放以后，政府才挖出来运走了。”
掩护八路军家属
郑其明老人说，1944年来了一伙避难的，就是家里有人当八路的，八路军游击队的家属。他们是我姥娘庄里(满庄东牛)的亲戚，所以上我家里来避难。当时孔家庄在日本人眼里是“好庄”(治安模范村)。当时我们家里3口人，我爹我娘和我，住一间屋，还有一间小饭屋(厨房)。那时候我15岁了，打满庄东牛街的时候呢，八路军的亲戚家属在我们家避难，我就是个小站岗的。一有狗叫，有大动静，人们就支使我出去。那时候家里穷，没有院墙，一到天黑，我们吃了晚饭以后，他们就来了直接藏到饭屋里去。他们四五个人，一到天快要亮了的时候就让我出去看看，听听有动静没有。我发现没有危险，他们才走。他们一直住了四五天才走的。
救护八路军伤员
刘相青回忆道，我父亲叫刘金文，曾经救过八路军的伤员。当时是哪一年我记不清楚了，我也就是10岁出头，那时候天天打仗啊。当时是八路军打满庄东牛据点，八路军的伤员是在东柳沟那边挂的花，一共是两个伤员。我家里的那个伤员，伤在左腿上，子弹从左边钻进去，打穿了大腿，从右边钻出来的，左边的伤口一点点，右边的伤口挺大。大人听见枪响，赶快出去看情况，就看见两个伤员跑都跑不动了，只能爬着撤退。当爬到刚进庄村东头的碾那边的时候，我父亲看见了。我父亲也曾经是八路军游击队队员，有一年多。当年在西山套打仗的时候，受伤骨碌到山沟里，把腿又摔伤了，回家养好伤以后，和部队失去了联系。我父亲看见以后就急忙把其中一个伤员背到了家里，家里小，没有地方藏啊，看见西屋墙跟下堆着高粱秸，俺爹和俺娘就扒开高粱秸，把伤员藏到了最里面，又把高粱秸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把伤员藏好以后，我父亲赶快消除伤员的血迹，一直至村口不明显了才回来。刚回到家，日本鬼子就进了庄，挨家挨户到处搜查。进了我家以后，一看别的地方藏不住人，就用刺刀往高粱秸堆里捅。日本鬼子枪上都是老长的刺刀，一下子就捅很深，我们全家都怕捅到伤员了。可是因为高粱秸太多太密，日本兵并没有搜到伤员，就走了。我父亲听到狗也不叫了，一点动静也没有了，才把八路军的伤员从高粱秸堆里扒出来，抬到西屋里。伤员口渴要水喝，我娘就赶快要架大锅烧水，她不知道受伤以后失血过多这时候不能大量喝水。我父亲当过八路，是知道这个的，没让。他让我娘用小锅烧了一碗水，那时候家里也没什么，就放了点玉米面，熬了点玉米粥，给伤员喝了。当天夜里就在西屋里照看了一夜，伤员疼了一夜，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第二天黎明，西边八路军游击队的人来了，悄悄把他接走了。这个人原来是萧家林的，姓张，好了以后还拿着点心盒子来感谢过我们家，那个时候拿点心盒子来就是大礼了。这时候才知道这个伤员是我们家屋后面邻居彭庆会(音)家的亲戚。还有一个伤员跑到了村西头，被孔兆可家给救了。可是当天夜里要水喝，咱老百姓不懂得怎么救啊，喝水太多失血过多死了。
崔子明下药杀鬼子
刘相青老人还听村里人讲过崔子明药杀鬼子的故事。
当时，泰西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崔子明就是夏张人，当地群众为了隐藏他的行踪，不提他的名字，都喊“老崔”。在夏张鬼子据点里做饭的人姓李，我们在那里出夫的时候，听人家都叫他老李，具体什么名字不知道。他是崔子明安排进来的“地下人”。
老崔计划让他为内应，给日本鬼子下药，然后外面的部队就攻进来，端了鬼子的据点。没想到据点的12 个鬼子没一块吃饭，而是分成了两伙，第一伙吃了饭觉得不对， 第二伙发觉了，就没敢吃。老李给鬼子下了药以后，就跑出了据点，没法再回去了。虽然一部分鬼子中了毒，但是外面的部队也没法攻进去。鬼子武器好，咱武器装备都不行啊。
采访结束，望着两位老人满是皱纹的面容和对于苦难淡定的表情，不由地感慨， 他们是中国最基本最普通的民众，没有太深的文化，甚至没有太高的觉悟，满足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当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打破了他们平静生活的时候，他们用他们的微薄之力支持抗战，支援抗战，出尽力气扒铁路，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军属，救护伤员。他们回忆诉说的故事是渺小的，几乎没有战火硝烟，没有热血澎湃，但这些最普通的老百姓就是千千万万的水滴，万众同心汇成大潮，把抗战的航船推向了胜利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