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著名的“芦沟桥事变”爆发，29军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奋起抵抗。当时，何基沣任29军37师三旅旅长，其部在宛平县驻扎，扼守平汉线通道------芦沟桥一带。当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时，何基沣怒不可遏，立即率部投入战斗，打响了反侵略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抗战八年的序幕。但蒋介石仍采取“御外必先安内”的政治主张，对抗战非常消极。他虽迫于全国人民的抗战义愤，在庐山发表了对日宣战的讲话，“但是他仍然是动摇的，不坚定的，仍然表示‘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沟桥事件的解决’，并没有真正的抗日决心。”①即便是他在7月7日发表对日态度比较强硬的谈话时，他仍然为和平谈判留有余地。“至于是否准备抗战，在军事上应作如何布署，特别是对正向保定方面开动的孙连仲与原驻保定的万福麟两部应如何与29军配合作战等具体问题，却一字未提。”②因而致使29军自芦沟桥事变以后，一直是孤军作战。虽然爱国将士们为保卫我神圣领土英勇顽强，浴血奋战，但战斗却进行得异常艰苦。28日，敌军大举向我南苑进攻，并出动坦克、飞机，对我军防地轮番轰炸，我官兵死伤无数，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也相继阵亡。迫不得已，29军何基沣旅掩护下，开始撤退。30日晚，驻扎在前沿的何基沣旅，在掩护各部撤退完毕以后，才与当地群众挥泪而别，北平顿丧敌手。
撤出北平之后，部队在保定进行了短暂修整，何基沣即被提升为179师师长。之后，他便率部边打边退，辗转于华北平原，有力地阻滞了日寇的推进。在他亲自指挥下打了泊头镇及王庄战役后，部队逐渐接近山东境界。但军阀韩复榘派部队以武力扼守边界，决心不让我们踏进山东的土地。早在“七·七事变”前夕，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在北平中共组织的指示下，提出“以攻为守”的方案时，就对全国抗战前的形势作了透彻地分析：“我们(指29军)的处境非常危险，日寇进逼，中央(指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府)不管。蒋介石并令关麟征、黄杰等部集结新乡一带，扼守黄河北岸，意在与日寇夹击，消灭我军。如果我们撤退，将退到哪里去呢?黄河以北，既由中央军驻守，不会叫我们退到河南，山西的阎锡山向来闭关自守，也不会让退到山西，绥远的傅作义也是如此。”没想到鲁系军阀更是一丘之貉。在全国上下一致要求抗击外侮的情况下，这些军阀所豢养的部队，作为中国的武装力量，不仅不和我们同舟共济，协同御敌，反而要挤掉我们，干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勾当。对于我们来说，当时的形势是非常严重的。看到这种情况后，何基沣非常痛心，于是他率部于1937年农历8月13掉头来到了河北大名。
到大名时，巳是月挂中天。当晚部队就露宿在街头。我们将何基沣安排在当时的大名法院休息。这实际上是过去的县衙门，大门朝南，进大门是一所不小的前堂，穿过前堂，后面是一个大院，环绕大院的东西北三面都是房子。何基沣住在东边的房子里，我带领警卫杨学华、冯介杯、董伯臣、石秀岭、郭保善等住在西边，与何基沣对门。安顿好以后，何立即召来桑先生④和连头⑤，心情沉重地说：“军阀各据一方，中央又是如此，我们已无处可退。但我决心不向日寇屈服，坚决死守大名!只要我还在，绝不让日寇前进一步!”在他的命令下，部队用装上土的麻袋堵死了东西北三面城门，只留下南门供出入，形成了死守大名的形势。
进驻大名的第二天，即1937年农历8月14日中午，日军对大名实行了东西北三面包围。记得那天中午，部队在何基沣的倡导下，还吃了一顿饺子，算是提前过了传统的中秋节。吃过饺子后，下午3点车中，日寇开始全面攻城，顿时枪炮声交织在一起，城内火光冲天，浓烟翻滚。我立即跑去报告何基沣。这时他正和桑先生、连头等人研究对策，听说日寇攻城的消息，他拍案而起，将披着的骆驼皮大衣甩在我手里，拔出手枪，大步流星地从西城墙角冲上城去，我带领警卫紧紧跟在他的身后。刚上至城头，日寇的一颗炮弹在距我们不远的地方爆炸，我扑上去将何基沣按倒，紧接着又一颗炮弹落在我们脚前，直冒黑烟，何高声喊道：“振江，快踹!”我不顾一切地将炮弹踹下城去，炮弹在城角下轰然炸响，被炸起的泥土四下飞溅。登上城头一望，只见东西北三面均是黑压压的日寇，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攀着云梯和绳索往城上爬。何基沣两眼喷着怒火，牙齿咬得咯咯直响，一面用手枪向敌军射击，一面高声喊道：给我打!给我狠狠地打!我们在何基沣的亲自指挥下，砍断绳索，推倒云梯，机枪、步枪、手榴弹雨点似地砸向敌人，敌人嚎叫着向后退去。虽然我们伤亡比较大，城墙也被日寇的炮弹炸得纹裂四布，但始终没让一个日寇冲上城头。
这次攻城一直持续了几个小时，当日寇的尸体遍布城下，攻城被我们彻底打退的时候，已经接近黄昏。何基沣在桑先生和我的极力劝说下，才从北城墙下来。这时的北城墙，巳被炸得弹洞累累。在两个弹洞里， 何基沣发现藏着一个排长和几个士兵，他当时就怒气冲天，火冒三丈，骂道：“贪生怕死的臭狗屎玩艺儿!”(何的口头禅)骂完，他手起枪落，将那排长就地正法，以振军威。同时，他厉声命令：“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出大名城!”他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他平素爱兵如子，但最恨贪生怕死的人，如果他的部下出现临阵脱逃，贪生怕死的人，作为军人，他以为是奇耻大辱。无论哪一次战前动员，他总是慷慨陈词：“国家多难!民族多难!吾辈受人民养育深恩之军人，当以死报国，笑卧沙场，何惧马革裹尸还?!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由于他治军严明，对贪生怕死的儒夫从不讲情面，素被人称为“何阎王”。更何况大敌当前，非常时刻，作为官长，不思英勇，苟且偷生，那他是绝不会轻饶的。
这天晚上，日寇一夜没有攻城，我们却不敢休息，高度警惕地注视着敌人的动向，不敢稍有懈怠。到了第二天早上，敌人又开始大举攻城、何基沣一直亲临城头指挥，战斗进行的非常激烈。大名北关当时有一座教堂，是整个县城的制高点，所以日寇对这一有利地形争夺得尤为凶猛，一连几次被日军攻下。但何基沣身先士卒，临阵不慌，指挥有致，率领我们巧妙地几次夺回天主教堂，组织密集的火力，阻止日寇的进攻。就这样，战斗时断时续，整整进行了一天。双方伤亡都非常惨重，我部在何基沣的率领下，发扬了“七·七”抗战的英勇无畏的精神，作战异常顽强。日军在大举进犯中国后，一直受到29军的阻遏，对这支抗日队伍早已恨之入骨，处心积虑地想尽快消灭我们，所以每次攻城都非常凶恶，出动几倍于我的兵力，炮弹就在我们头上翻飞，但都在我们密集的炮火下打退，始终没有在我们的枪口下前进一步。
一整天的战斗结束时，已是晚8点钟左右。由于一天的激战，加之昨夜未睡，我感到又饿又困，便从城头下来，在城角下找一避风处，拿出干馍咬几口充饥。这时管马号的王义芬跑来找我，说是何基沣下令要堵死南门。我知道他要在这里死战，但权衡双方的力量，我军外无增援，坚持久了，势必弹尽粮绝，全军覆灭，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内心十分着急。在这生死关头，不能不使人想到退路，如果部队一有撤退行动就少不了用马，所以即便是违犯纪律也要先把马送出城，提前做好两手准备，以防不测。于是我吩咐王义芬，乘南门未堵以前，尽快偷偷把马带出大名，向南先走，在前面准备接应我们。王义芬面有难色地说：“师长曾有话，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不能出大名，南门绝不会放行的。”当时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去向师长请示是不会有结果的，千钧一发，只有自作主张了。于是我找来纸张，写了“南门放行”四个字，并加盖了何基沣的私章，让王义芬凭此条赶快带马出城。
送走王义芬，已是晚8点半钟。忽然枪声大作，日寇又发动了进攻，火势较前更加激烈。半小时后，日寇已占领北关的天主教堂，并出动坦克开始撞击北门。我们的弹药已经不济，再这样下去，城池会被攻破，情况万分危急。这时，桑先生和连头匆匆赶来找我。只见两人神色十分严肃，并让我去问师长有什么想法，我说：“师长已有命令，我有什么可说，怎么能问?只有服从命令，决心与大名共存亡!”“不”桑先生果断地说：“这样下去，势必全军覆没，死得毫无价值!为了保住这支抗日队伍，我们必须果断!硬拖也得把师长拖出大名!”我觉得桑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这样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硬拼，是非常危险的。于是我表示：“怎么办吧?我听你的。”经我们三人匆匆商量后，桑说：“振江，师长的脾气你是知道的，现在南门已经被堵，只留下了一个圆洞，让他从圆洞中爬出，他是绝对不干的。因此，你必须把他的枪偷出来，以防意外，然后看我的眼色行事。”事不宜迟，我接受命令后，即跑步去到何基沣的住处。
我进得何基沣住的东屋，只见他面朝西反坐在椅子上，用椅子的靠背顶住胃部，脸色十分难看。靠北墙铺的那张床的枕头边上，放着他的六轮手枪。我轻轻走到他的身后，问道：“师长，您怎么啦?”他吃力地答道：“胃病犯了。”他的胃病巳有好几年了，一遇战斗顾不上吃饭就犯。我赶快给他倒了一杯开水，他用手指指示意我放在他面前的案子上。我又问：“您还需要啥?”他摆了摆手，长叹了两口气。自从北平撤退以后，我常见他这样独自一人仰天长叹，现在想来，知道他当时内心是十分痛苦的。作为一个爱国将领，在外族入侵自己的家园，戮杀自己的同胞之时，他并不是为自己叹息，而是为了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而痛心。他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在“七·七事变”以前，中共组织派前线的进步大学生参加在西苑举行的军事集训时，均由他主持，他屡次讲话表示自己的抗战决心，有时讲到激动处，竟声泪俱下。才仅仅两个多月，七七抗战阵亡将士的尸骨未寒，他已彻底看透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对自己报国无门而痛心疾首，决计在大名以身殉国。但他明白他虽大义凛然，死不足惜，但祖国的大好河山，在国民党的屈辱求和下，仍要沦为敌手，这怎么使他不叹息呢?!当时，我想安慰他，但又无从说起，于是说：“师长，杨学华、冯介江我们几个都在，你有啥尽管吩咐。”他答道：“你们要趁空休息一会儿，不定啥时还会有战斗。”看看不早了，我便趁何基沣不注意，顺势拿了他的手枪退了出来。
我把枪交于桑先生后，他命令我道：“把你的警卫班集合起来，准备行动。我俩进去劝师长，如他不听，你们什么也别说，拖起师长就走。”盼咐完，他掏出手表一看，正好夜十点，随后他便和连头一同进了何基沣的住室。
我在外面刚集合好警卫班，就听见何基沣在屋里把案子拍得山响，并大声喊道：“谁走谁是孬种!在我手里，大名不能让给日本人!我死在这里也心甘情愿!”桑先生见劝不动他，便在屋里给我打了个手势，于是我带人奔了进去。何基沣看见我就大发脾气：“滚出去!臭狗玩艺儿!”当时哪还管这些，我们五人也不答话，前呼后拥，架着何基沣就走，他嘴里不断叫道：“你们把我放下!你们把我架到哪里?我要死在这里!”
我们架着何基沣，从南门出来后，径直向南撤退。约摸走了不到三里地，我们来到一大片高粱地，何基沣要求集合部队，他要讲话。部队集合好后，何基沣站在一个高埂上，显得非常激动，他用力挥着右手，声音非常激昂地说道：“华北让日本人占了，现在我们又退出了大名城，但我们中国人总有一天还会夺回失去的国土!”话音未落，日本人的枪声就又响了起来，离我们巳经不远。何基沣见此情形，坐在地上不走他要在这里与日寇继续硬拼。我们不由分说，架起他迅速向南撤退。趁着月光，我们疾行了大约两小时，来到了一个叫茶壶嘴的村庄，穿过村庄，往南再走，便到了卫河的北岸。刚到岸边，就听东面有马嘶之声。我带两个人循声摸过去，问过话后.才知道是提前出城的王义芬，把马带到了卫河边上接应我们，当时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带着马来见何基洋，他感到十分诧异，问我马是怎么来的，我如实地向他说明情况后，他不无嘲讽地说：“好啊!李振江，你当个指挥员还行哩!”
卫河上原有一座浮桥，可是被前面过去的111旅旅长柴建瑞为了防止日军的追击而下令炸掉了。当时的卫河，宽约三百多米，有一两米深，水流湍急。何基沣不会游泳，要想过河，必须找船。于是我带领郭保善向西岸找船。行不到五分钟，我们发现黑乎乎的河对岸有一孤零零的小船灯在风中摇曳闪烁，想必是一船家。我和郭保善便脱衣冒着水寒游了过去。到至对岸，果然有一条小船，船的旁边有一座小草棚，从草棚里透出微微的火光。我们进得小草棚，发现有一位约摸五十多岁的老汉，独自在烤火御寒。见我们突然闯进草棚，他初有一些惊慌，待我们向老人家说明情况后，并表示把我们摆渡过去，需要多少钱就给多少。谁知老人家说：“啥钱不钱的老总，听说你们也打日本，这都是被他们逼的。”随后，我们三人划船到了北岸。首先将何基沣、桑先生、连头等人和马鞍子摆渡过去，然后由我和郭保善站在船头，每人牵三匹马，让马在水里游，十二匹马两趟就运完了。其余的人，会游泳的全部泅渡，不识水性的坐船。渡过河后，我给了船家一些钱，便和何基沣等人骑上马乘月光向南继续疾行，一口气跑了几十里，到天大亮时，我们来到了河南境内的南乐县。
南乐县城是一个不大的县城。这里的老百姓，听说日本人快要打到黄河了，全部携眷南逃了，剩下一座空城。我们在县城内的一条南北街上，找到了一座院落，院内有一所瓦房南屋，一个外间，一个里间。外间空荡荡的，里间有一张桌子，一张床，床上堆着主人没有带走的破被褥。于是我们就将何基沣安排在这儿暂且休息。我和郭保善也找了个地方将就着歇一会儿。由于几天的劳累，一躺下，我便睡熟了。
大约有一个多小时，我听见郭保善喊我，说是师长找我有要紧事，我便一轱碌爬起来跑到何基沣的住处。见到何基沣后，他躺在里间的床上，脸色十分憔悴。看到我来了，他问道：“振江，还有多少钱?”我答道：“还有两捆。”(当时使用的是河北省票，一捆五千)他吩咐我将这些钱按人头发到部队。分完后还剩两千来块钱。然后他声音极慢又略颤抖地继续吩咐说：“把剩下的钱，给郭保善他们几个警卫一人分五十，天也冷了，让他们做件衣服。”我表示让他放心。然后，他要我把枪留下，让我赶快找桑先生，看能否找个车，他要去见冯玉祥总司令。我信以为真，便撇下手枪走出里屋。哪料到我刚走到外屋门口，就听见里屋响了一声沉闷的枪声，我顿时意识到意外的情况发生了，赶快转身冲到里屋，见何基沣已照自己左胸部开了一枪，握枪的右手正在缓缓抬起，用枪口对准自己的头部，准备打第二枪。我猛扑过去，用力掰开他的手腕，一声清脆的枪声，子弹呼啸着将房顶穿了一个洞，空中顿时似雪花一样飘下无数被震落的尘灰。我夺下他的手枪，急忙跑到外边叫来警卫，将他架了出来，当时他还在喊：“你们不要让我走，干脆把我打死在这里!”
其他人赶快找来师参谋长徐勇范、桑先生、连头等人，同时找来了军医处处长杨殿保，立即给何基沣包扎好伤口。然后杨殿保建议：这里无药无工具，拖下去必有生命危险，要赶快想办法送开封抢救。经过商量。由我带一排人，用担架抬着何基沣迅速向开封奔去。一路上，何基洋面色苍白，呼吸亦很困难，神情十分痛苦，但他始终坚持着，没有呻吟。走到濮阳时，我们遇到了29军的人，才知道军部当时就撤在那里。此时的何基沣已处于昏迷状态。于是我们赶快找到军部，弄到一辆旧车，拉着他去到了开封。
到开封后，将何基沣安排在当时的河南大学医院治疗，我一直和他同住，他住2号病房，我住1号。头几天，他还不能吃饭，直到三个月后，他才能坐起来。这几个月里，他整日紧蹙剑眉，从不说一句话。我知道，他在痛苦中思索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痛恨自己报国无门，痛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大名突围使何基沣对国民党政府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到南乐后，他曾说过：“敌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抵抗政策!”他当时虽有一身正气，但看不到抗战的希望，竟致痛心疾首，拔枪自毙，大名突围，他自尽未死，痛定思痛，使他对中国的现状和自己应何去何从更加认真地思考，极力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终于认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于是他伤愈后，频频与共产党组织接触，广泛地了解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两年以后，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周密安排下，于1939年9月经西安秘密到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宴请，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于由一个爱国将领逐渐成为共产主义战士。从这种意义上讲，大名突围是何基沣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
大名突围至今已近五十周年了，何基沣也离开我们七年了，但每每想起和他在一起的戎马生涯，想起大名突围时那悲壮的情形，总不免清夜难安。现值“七·七事变”五十周年之际，谨将何基沣大名突围一段的详细经历述诸成文，以示对他的追念之情。
注释：
①②③引自全国《文史资料》第1期第23页、第15页。
④即桑戟门，已故。因他曾任29军教一争团教官，故称。
⑤即连玉刚，又名李荫南，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学院院长，已故。
(李振江/口述 林保国/整理，本文原载《许昌师专学报》1987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