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上海
1940年7月30日，侵华日军在崇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惊天惨案——竖河镇大烧杀，120余崇明同胞惨遭杀戮，成为崇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以至于每到这一天，竖河镇街上常有人因买不到豆腐而争吵，因为各家各户都要祭祀大烧杀死难者。崇明文史研究会理事龚家政作为亲历者后代，多年调查、考证，还原了日军大烧杀的残暴经过。
以下为龚家政撰文（有删节）：
游击队埋地雷机智斗敌
竖河镇，地处崇明岛东西、南北的中心地带，坐落在南北向直河港两侧、东西向老岸河南边，早在清代道、咸年间形成集镇，东西向合观街，长约1公里。这里是崇明中部繁荣的一大集镇，有米行、典当、布庄、药店、染布店以及多家南货店、酒店、栈房等。
1938年3月18日，参加过“八一三”进攻上海的日军谷川幸造联队1000余人，自崇明新河镇西边海桥港登陆后，西进攻占县城。
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同年5月，国共合作抗敌的“崇明抗日自卫总队”（下称“崇总”）成立，总队长是国民党崇明县长陈赓尧，总队参谋是中共预备党员瞿犊，党代表是中共党员王进。总队以下设抗日大队和中队，主要由三区沈鼎立、金有祥、徐方谷，四区蒋煊洲，一、二区黄凤鸣等带领。一时间，“崇总”打得驻崇日军人仰马翻，一片恐慌。
恼羞成怒的日军于1940年5月，调来军舰、炮艇、小汽艇共百余艘，从海上封锁崇明岛，并炮击游击队活跃的崇明中部地区，大新、新民地区落弹最多，其中也有热水瓶大小的炸弹落在河道田野却没有爆炸的。游击队长金有祥部属龚汉荣、吹号兵陈大臣、大椿镇严和尚等三人曾学过军工和铜铁匠，他们搜集了未爆炸炸弹，改装成地雷。
同年7月29日，日寇从堡镇出动扫荡游击队，游击队伺机把5个地雷埋在米行镇渡港桥头，炸毁日军军车一辆，炸死炸伤日军28人。日军认定爆炸事件系竖河镇一带游击队所为，遂决定实施最残暴的报复手段，连夜从江浙地区调来被称“烧杀兵”的青海川部队，首领新井。
百姓不惧刺刀严守秘密
1940年7月30日天刚亮，驻崇日军“宣抚班”白滨常太郎带着一名翻译骑马来到竖河镇，询问杂货店老板龚鹄臣：“这里是不是竖河镇？”并翻阅地图，用笔在竖河镇位置划一圈。白滨是竖河镇大烧杀事件前的探子和领路人。
8时30分，竖河镇早集市还未散尽，日军突然出现在镇上，把东西街口和南北各弄口堵住，然后把全镇男性同胞220多人，赶往竖河镇北侧的城隍庙里，说是听鬼子训话。日军在庙门口架起了机关枪，人们只准进入，不许走出。首领新井大喊：“竖河镇游击队的很多，今天报告皇军的重赏……”
镇上一个叫詹锦云的说：“游击队，游东击西，我们老百姓哪里知道他们在哪里？”站在他旁边的一个鬼子瞪起大眼，一刺刀向詹胸口扎去，詹倒在血泊中。
新井又狂叫，“今天不说出游击队，像他统统地刺啦刺啦……”这时人群中走出一个叫胡邦兴的，向鬼子和翻译说明自己是上海人，来崇明竖河镇走亲戚，并出示“良民证”，鬼子放了他出去，于是人群中有“良民证”的四五十人，侥幸地跟着出去了。
70多岁的张浩江走出来对鬼子说：“我也有良民证，让我到家里拿。”鬼子不同意，张老伯坚持回家拿，迎面一个鬼子一刺刀戳进他的肚子，张老伯紧握刺刀与鬼子搏斗，鬼子将刺刀猛一抽，张老伯八个指头顿时切断，倒在地上。
慈眉善目的吴少峰和尚在庙院子里拼命念经，想感动鬼子，放下屠刀，谁知一个鬼子从背后一刺刀把吴和尚捅死。
人群中个子最高大的秦祥宝，镇上人叫他“双料头人”，鬼子说他就是游击队员，被当场拖出并杀死。
鬼子想先这样杀死几个同胞，总有人招供游击队员，出乎新井意料，无人指认游击队员。
二次扫荡：抢劫、放火
鬼子又把人群一半赶进礼堂（为佛堂改建），一半赶进礼堂两边两间小庙屋。人们知道鬼子要下毒手，就涌动起来。于是鬼子就分别堵住门口，用刺刀从门口、窗口狠心向人群捅；捅过后，用机枪狠命扫射；扫射过后，鬼子又把农民堆放在庙门口一间空房内的麦秸秆丢在死者的身上，接着就点火焚毁整座庙宇。顿时烈火熊熊，浓烟滚滚。此时三间庙屋内的余生者挣扎爬起，砸窗口，钻墙洞，几个从南边钻出来的又遭鬼子追杀；从北边逃出的，因是一片芦苇荡，先进入芦苇荡，再趟过庙沟，总算逃脱鬼子魔爪，计有40余人，都身受枪伤、刀伤和砸伤、跌伤。
礼堂内大屠杀后，鬼子又到镇上，抢劫商家货物，沈顺余、沈鸣九父子和张龙西不及躲避，沈家父子当即被杀，张被刺数刀，滚入粪坑，捞起后刀口感染，痛苦难忍，投河自杀。鬼子又放火焚烧全镇，街道成为一片火海。
丧心病狂的鬼子还不肯罢休，次日下午又来扫荡，看到镇上尚未烧毁的房屋，又放火，整个街道成为一片瓦砾。百年古镇变为废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