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4至5世纪，一个叫做Huns（匈人）的游牧民族突然出现在欧洲。他们披发剺面，野兽般地吼叫着，骑在马背上，如同疾风一般呼啸过整个东欧，给罗马帝国带去了灾难性的重大影响。Huns的首领阿提拉甚至被称作“上帝之鞭”，兵锋所及，让整个欧洲都在这条鞭子的鞭挞下颤抖不已。
有史学家认为，Huns即是在公元2世纪从中国的历史书中突然消失的匈奴人的后裔。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是18世纪的法国汉学家德·基涅以及一些德国和前苏联学者，他们对照了中国和西方文献发现，公元439年北魏攻克姑臧时获悉，粟特国被西迁的匈奴人攻占，匈奴国王杀粟特王自立。
由此推算出匈奴人杀害粟特国王并夺其国的时间与罗马史料中记录的Huns入侵克里米亚半岛的时间很接近。于是认为匈奴和Huns乃是同一种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除了依据史书中的这些零星记载，也认为Huns和匈奴发音接近，再通过与匈奴人容貌的对比得出结论。
两千年前，活跃在秦汉时期，曾作为中原王朝第一个劲敌的强大匈奴人，究竟是一群什么模样的人呢？最终动摇了罗马帝国根基，引发欧洲民族大迁徙的Huns和匈奴人长得像吗？
在罗马历史学家的笔下，Huns身材矮而粗壮、头大而圆、阔脸高颧骨、宽鼻翼，拥有蒙古人种的典型特征。而两千多年前，活跃在秦汉时期的匈奴人的样貌则要扑朔迷离得多。
西汉名将霍去病墓前有一尊大型石雕“马踏匈奴”，被汉军高大军马踏于马腹下的匈奴人是一个须发茂盛的虬髯客，《匈奴史稿》的作者陈序经据此认为：匈奴人与汉人是有分别的，但汉人与匈奴人均为黄种人，为蒙古种。在蒙古诺颜山的一个古代匈奴墓葬中出土了一幅匈奴人像的刺绣画，画中人的眼珠虽然是黑色，但瞳孔却用蓝线绣成。
《匈奴史》的作者林幹先生根据自己的研究得出结论：匈奴属于突厥种的可能性较大。人类学家则对不同地区出土的人骨进行了研究发现，匈奴很可能以不同类型的蒙古人种为主，也有欧罗巴人种的因素，匈奴人种构成是多元的，这种血缘成分的复杂性因为其大规模的军事征服而愈演愈烈。
“民族”是一个二十世纪才产生的概念，而“民族”一词又常常被“人种”一词置换思考。所以，当人们认可Huns即是匈奴的后裔时，往往会津津乐道于，汉人击败了匈奴人，匈奴人击败了欧洲人，所以，历史上，黄种人也曾战胜过在近现代文明中表现更为优秀的白种人。于是，从中找到一种阿Q似的精神愉悦。
其实，在两千多年前，无论汉人还是匈奴人都没有“民族”的概念。在汉人的心中是早就根深蒂固的“华夷有别”的观念，除了中原王朝的中华人以外，无论远近，其他的都是蛮夷。匈奴人的观念则更简单，在其马蹄和箭镞所及的范围内，所有引弓之民皆是匈奴，那些臣服于匈奴的国家、民族也都是匈奴。
在汉文帝初年，冒顿单于写给汉文帝的国书中就表达了这样的观念，“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中原王朝的中华人其实也认同这种观念。在汉文帝写给匈奴单于的国书中也说，“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
这种观念同时也是当时很多游牧民族共同的观念。在匈奴强大时，北方的东胡、丁零、坚昆等原本不属于匈奴的民族，都可能以“匈奴”自居。东汉时期，鲜卑强大之后，北匈奴屡遭鲜卑攻击，不得不西迁，而留下来的“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这样的做法目的很简单，就是将自己纳入更为强大的领导者麾下，以保有或取得更多的物质、经济利益。或者，简单地说：生存下去。
匈奴的西迁起始于汉武帝晚年，而大规模的西迁则因为东汉时期汉军的打击和乌桓、鲜卑等民族的崛起。如果这种迁徙一直持续到公元4世纪，那就是三四百年。
汉宣帝时期呼韩邪单于降汉后，与其征战不休的郅支单于只得率领部众西迁。一般认为，郅支单于原有部属十万，但一路迁徙至康居国（其首都位于今天中亚巴尔喀什湖西南锡尔河北岸突厥斯坦）东部时，死伤惨重，最后只有3000人抵达。
而汉武帝发动汗血马战争，李广利率领数万汉军西出玉门关，抵达康居邻国大宛时，也只剩下几千人。可见，在当时的交通条件和自然环境下，仅仅迁徙至中亚地区，人员损耗达到或超过90%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所以，在漫长的三四百年中，如果真有那么一群匈奴人从蒙古高原一路向西，穿过塔里木盆地，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直至欧洲，如此艰苦卓绝的旅途，与其说是迁徙，倒不如将其视为一种民族融合。
这样，我们将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无论匈奴的种族起源为何，在秦汉时期，那些被称作“匈奴”的人，其实是匈奴扩张、兼并北方各民族大融合后的一个结合体。而Huns，即便与秦汉时期的匈奴人有着某种关联，也是在几百年的迁徙过程中，不断与沿途原住民融合之后的一个全新民族。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就严谨的历史学而言，这种Huns就是匈奴人后裔的说法还缺乏决定性的历史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