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上被处死的国王总计有三位：英王查理一世，法王路易十六，俄皇尼古拉二世。这其中查理一世只是自己丢了脑袋，儿子还能继承皇位，路易十六虽然老婆儿子一起跟着遭难，但至少女儿活了下来。最倒霉的当属尼古拉二世，王位丢掉不说，还落得全家死光光！
三位国王一个比一个惨，并非因为他们在位期间犯下多少罪孽，而是那些反叛者们想达到的目的不同。例如英国，到今天依然保留着君主立宪制度，革命派当年砍掉查理一世的脑袋，不是为了终结王室制度，而是为了限制他的权力，所以动他一个就行了。
法国大革命虽晚于英国，但激进程度无出其右，砍完国王脑袋，再互相砍脑袋，究竟想把国家引向何方，根本没想好。也正因为这种犹豫，让革命派保留了一丝良知，至少装模作样的开庭审判。
比起由精英发起、企图自上而下改良社会的英国和法国，俄国是名副其实的革命，被压迫数百年的农奴以暴力的形式取代旧贵族，随着而来的必然是对既有权力的清洗和杀戮，加之俄国政治文明低下，其领导与沙皇又有血海深仇，杀人全家也不奇怪。
沙皇是否罪该万死呢？
旧制度被推翻，必然伴随权力基础和行为准则的迭代，如果不对前任国王或者官员进行审判，革命者就失去了暴动的合法性。当年罗伯斯庇尔就以此为理由，说服革命派审判路易十六。
当然，审判规则另当别论，英国给查理一世的罪名是叛国，法国给路易十六的罪名也是叛国，不约而同的定罪方式彰显出审判者的无奈，在“朕即国家”的政治伦理下，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罪名来审判法律的制定者，于是乎将国家与国王对立起来，用全民的力量压过一个人的生命权就成为唯一的办法。
这种做法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从法理上也说得通，尽管你是国王，但权力是祖宗传下来的，不能因你一人而废，你做错了同样有罪。
理论上说，任何国家任何时间杀人都应该经过法律的审判，否则权力就沦为掌控者滥杀无辜的工具，但俄国的革命者们明显不把这条金科玉律当回事。
在他们看来，沙皇是旧制度的代表，是革命的对象，无数仁人志士因为反对他失去了生命，杀他天经地义，革命就是要把杀人的权力从他手里夺回来。至于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既然大家一致认为他该死，何必要多此一举，再者说来，白军已经开始反扑，革命形势危急，哪有时间再去讨论这些繁文缛节，公开的审判还容易成为别人挑刺的借口，与其横生枝节，不如快刀斩乱麻，趁着外部势力无暇顾及，一了百了的杀了他，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至于谁下的命令，不难猜测，即便没有人承认，也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托洛茨基在1935年4月9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伊里奇认为不能给敌人留下活的旗帜，特别是在我们今天最困难的时候。
伊里奇就是列宁！考虑到托洛茨基的地位以及个人品质，这一说法的可能性很高！
可悲的是沙皇的五名子女外，其中最小的公主安娜斯塔西娅年仅17岁，皇太子阿列克谢更是只有14岁，用任何借口杀死未成年人都是卑鄙无耻的做法，还有御医、厨子和随从，他们只是适逢其会，却一起丢掉性命。也正因为这些原因，没有一个苏联领导或者机构敢于承认是他们下的命令，一桩灭门惨案竟然成了无头公案，这是法律的悲哀，也是俄国历史的悲剧。
2000年，尼古拉二世全家被俄罗斯东正教会追封为殉教圣徒，2008年俄罗斯最高法院正式为尼古拉二世平反，宣布他的家族是苏联镇压下的受害者。
尼古拉二世是否该死，我认为虽然流程有瑕疵，但并非不可以，既然做了皇帝，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风险，无论这个皇位是别人给的还是你夺回来的，成年人有选择的权力，你不做改变就代表认同，既然你认同了旧时代的政治伦理，那么被旧时代的野蛮制度处死也不为过。
但他的妻子孩子仆人都是无辜的，革命者野蛮粗暴的做法无疑是一种犯罪，用罪恶的手段谋取利益，革命就变成了权力斗争，合法性荡然无存，更严重的是，它破坏了伦理道德底线，对社会造成了更加深远的毒害。
东正教会追封沙皇一家为圣徒，算是对俄国文明进化的一种补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