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开始入侵，就在山海关沦陷时，故宫博物院决定将故宫文物南迁，以保安全。历时十余年的长征南迁，故宫国宝最终完好无损的回归北平。纵然是离乱时代，时间久远，但在历史的文献被陆续解密曝光后，我们依然逐渐还原出早年晦暗不明的实况。
1、国宝存亡，匹夫有责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开始入侵热河，窥伺华北，就在山海关陷落的第六天，故宫博物院召开的理事会，决定将故宫文物南迁，以策安全。自此，从1933年2月到1949年元月，故宫博物院文物先后经过南迁、西上、东归、北运、迁台，历时十余年的长征，其时间之长、数量之大、艰辛之巨，在世界文物史上堪称之最。
2、南迁背景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国宝便已牵动众人心。那段日子，笼罩故宫的是不息的争吵。国难当头，国宝将如何保全，“南迁”被当做一个方案提出，旋即引起轩然大波。
国宝迁移牵扯各方人士的切身利益，国民党元老张继主张迁往西安；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则希望国宝迁至上海。北平各阶层及至普通市民，大多反对“南迁”，他们召开集会，上街游行，“誓与国宝共存亡”。
最终，行政代理院长宋子文下令国宝迁至上海，并代表政府表示“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然而，国宝的起运时间仍是一拖再拖。
3、踏上征程
1933年2月4日深夜，吴瀛和很多故宫人一样留在紫禁城中，守候着数千箱国宝，等候离京的命令。5日凌晨，故宫午门口荷枪实弹、戒备森严，2000余箱故宫国宝在这一天秘密离京……
离家的时候，妻子问，“去哪儿呀？”他摇摇头说不知道。不仅仅是身为院长秘书的他不知道，在当时没有一个故宫人能说清自己和国宝的最终去向和命运。
2月4日夜的情景在故宫人那志良的《故宫四十年》中，多有记载，故宫的许多鬼故事在那一夜被重温。对吴瀛、那志良来说，身处阴森的大殿讨论宫中流传已久的鬼故事的真真假假成为毕生的记忆。他们及许多故宫同仁在那夜之后再没有回到宫中，身后已经装箱的国宝有许多也再没有回来。
凌晨，国民政府的命令终于到了，故宫午门口，荷枪实弹、戒备森严。事实上，“从紫禁城到车站沿途，日落时分就开始戒严。”那志良回忆说：“他们吩咐我们，要等到天黑才启运。由几十辆板车轮流运往车站，由军队护送，沿途军警林立，板车在熟悉的街道上行驶，街上空无一人，除了车子急驰的辘辘声之外，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使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伴随着凌晨令人窒息的寂静，伴随这样“奇怪的感觉”。历时16年，历经南迁、西上、东归、北运、迁台，被称为世界文物史上“传奇之行”的“故宫文物大迁移”拉开序幕……
西上南下到上海 展转等候让人焦前门火车站内，押运官吴瀛逐一巡视装载文物的18节车厢，那里全部是故宫的珍贵文献、书画还有档案珍本，每件东西都价值连城，何况还有贵为无价之宝的全套《四库全书》。所以，车窗外有张学良的马队在等候，列车开启，马队将随车驰聚，警戒护卫。身负第一批文物的押运重任的押运官吴瀛以及相关押运人员、监视员、宪兵100名和故宫警卫，另乘三节客车随行。文物的行进完全是秘密的，沿途有各地方军队保护。车顶四周架机关枪，车厢内遍布持枪宪警，车内人员和衣而卧。除特别快车外，其余列车都要让道给文物列车先行。重要关口，车内熄灯。
为避开天津，以防遭遇日军袭击，转移路线为：平汉线转陇海路再转津浦线，绕道南下。列车到达浦口站的时候，大家才发现2000余箱国宝根本没有符合条件的合适存放地点，国宝只能留在火车上！所有押运人员都知道火车上的条件不可以长时间存放文物，何况是加倍娇贵的古籍善本、书画文献！吴瀛的情绪简直低落到了冰点，他深知有太多的人在争夺文物迁移、存储的权利，为的是从中渔利。真正关心国宝的人无力去争夺，他们只能呆在火车上，等、等、等！等一切的协商、争夺尘埃落定。没想到这一等就是20多天，常有当地人对这列久久停靠的火车小声谈论，后来就成了放肆的讥笑，有一句话是“抬着棺材找坟地”，吴瀛听了很多次了，每次只能无奈地摇头。
初到上海才容身 纷争又起到南京当国宝终于被获准存放于上海天主堂街仁济医院及四川路业广公司内时，吴瀛已经说不清他的感觉是喜是忧了，国宝终于有了存放地按理是该高兴的，可是那里隶属法租界，实在有辱国宝尊严。国宝有了安身之所，北京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随之成立。此后3月21日、4月5日、4月27日、5月22日共4批文物，先后运抵上海，总共5批合计19557箱。接下来要做的是把国宝重新编号、入册：古物馆文物编号“沪”，图书馆文物编号“上”，文献馆文物编号“寓”，秘书处文物编号“公”。“沪上寓公”的统称实在不好听，但不管怎样，国宝有了暂时的安宁。
转运途中然而，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却开始了。数月前，国民党元老张继与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为国宝去向而引发的分歧，如今已演化为激烈的矛盾，矛盾并非仅仅是二人之间的。张继的后台是汪精卫，易培基的后台是吴稚晖、李石曾等国民党正宗。两边都搬出后台来压阵，二人之争几乎成为两派之争。1934年，张继夫妇串通最高法院指控易培基私占故宫宝物，同时以妨害秘密罪控告吴瀛，院长易培基被迫引咎辞职。同年1月24日，新院长马衡正式开始主持上海方面工作。不久，吴瀛被迫离开了工作10年的故宫博物院，携全家黯然南下武昌。3年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沪上寓公”迁往南京，有了暂时的“家”。然而，有了安身之所的国宝，舒适并未享受太久。不足一年时间，因“七七”事变爆发，南京告急，南迁国宝此后再分南、中、北三路向大后方迁移，开始了它们更加颠沛流离的生活。
重庆渡口颠沛流离 劫后余生欲还北平各路迁徙中，当时的陪都重庆一站最具传奇性。说起那段历史，从事文物研究30多年的市博物馆文管处主任胡昌健仍然感慨不已。胡昌健介绍，1938年5月22日，历时5个多月迁徙的文物由汉口秘密进入重庆，运抵重庆文物9000余箱，多为字画。仓库要找隐蔽性好的、结实的，最终文物存放点有三处。第一处是川康洋行二楼仓库，即今天的渝中区打铜街邮局大楼，这在当时是很好的建筑。第二处在南岸狮子山的安达森洋行仓库，当时共租用了4个仓库，存放了近4000箱文物。安达森是瑞典人，他的仓库高大结实。第三处是吉时洋行仓库，位于南岸王家沱。
当第一批700多箱文物运抵临江门码头时，码头搬运工人将文物箱子先搬到临时租用的江边一栋简易的木结构“合记”仓库二楼，因箱子多、重量大，只听“轰”的一声，楼板被压垮了，有两个箱子被砸坏。当时，押运员吓得汗都出来了，急忙开箱检查，里面装的是两件明代白瓷爵，其中一只白瓷爵被折断一只腿，另一件完好。1939年4月，日机开始断断续续轰炸重庆。必须尽快将国宝撤离重庆。
1947年，漂泊多年命运坎坷的故宫国宝汇集于重庆向家坡，最后等待装车回南京。车离开黔江后，为避让另一辆车而再次翻倒，车摔坏了，“石鼓”却仍完好。国宝离京时，故宫人曾为如何包扎装箱而大伤脑筋，最终还是琉璃厂的老古玩商传授了瓷器、玉器、青铜器等易碎文物包、捆、填的包装方法。每件国宝均以数层纸张包裹，外面再用草绳层层缠紧，依次装箱后，在空隙间塞满棉花，方钉箱盖，贴封条。故宫人特意买来许多普通瓷器反复作实验，确定无一损坏，才开始用这样的程序装箱。整个南迁历时10余年，数十万件国宝历经波折，但受损者极少。从重庆回南京，全程3000多公里，这批文物经公路、水路共走了56天，终于安全抵达南京。抗战胜利后，经国民政府统计，日军侵华期间，中国文物损失惨重，惟故宫文物损失甚微，这场堪称旷世传奇的文物南迁中，故宫人及文物所经各地的人们都为保全国宝，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当为史册铭记。颠沛流离，分散于安顺、峨眉、乐山的故宫国宝于1946年先后被集中到重庆，后全数运回南京，准备回归北平。
当然，国宝南迁并不止上述的这些，其中的艰辛和风险也不是我们后人可以想象的。抗战胜利后，经国民政府统计，中国文物损失惨重，唯独故宫文物损失较少，以至于这些国宝历经十余年的时间，历经波折，最终完好无损的回归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