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八国联军是一场以微小的力量保护各国使馆人员安全的正义斗争——这种掩人耳目的理由无疑是苍白而空洞的。回望历史，关于八国联军的侵略和野蛮的烧杀抢掠行为，令人发指而罄竹难书。4亿5千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对北京皇城、衙门、官府的大肆掠夺，对大量中国文物和文化遗产(包括故宫、颐和园、西山以及圆明园)的偷盗、抢掠、破坏都是前所未有的。没有人能忘记，祖宗也不愿意我们忘记。
1900年5月20日，为了镇压中国国内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任各国驻华首席公使的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召集了有英、法、德、意、美、俄、奥、日、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各国公使参加的11国驻京公使团会议。法国公使毕盛煽动各国立即调兵前来直接屠杀“造反”的中国人。英国公使窦纳乐提出更为狡猾的方案，就是“先礼后兵”，也就是说，各国联合对清政府施以强硬压力，让清政府立即镇压和取缔义和团，如果清政府不同意的话，再派军队进行武装镇压。
窦纳乐的方案得到了各国公使的同意，因此1900年5月底，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先后照会清廷，限令清政府在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直接出兵干涉。清政府接到11国公使发来的照会，大臣们一个个心惊胆战。由于两派意见无法统一，不能给列强“满意的答复”。以后，各国公使天天去总理衙门大吵大闹，慈禧在他们的压力下，同意各国调兵来京“保护使馆”，但人数不许超过每国使馆30名。
列强无视清政府的要求，5月31日，由英、法、俄、美、意、日等国组成了336名侵略军，从天津出发然后侵入北京。6月2日，56名德国侵略军和20名奥地利侵略军也随之侵入北京——这是八国联军第一批侵入北京的先遣队。这时，各国开始继续向中国派出大部队。到6月2日，天津大沽口外的各国军舰已有24艘。
第一批侵略军进入北京后，联军的后续部队不断从大沽口登陆。6月9日前，进入天津租界的八国联军已达两千多人。6月9日，英国驻京公使窦纳乐发了一份电报给英国驻大沽口海军司令西摩尔，让他立即率领部队进入北京增援先头部队。西摩尔接电后，在两小时之内就从大沽乘船沿白河向天津进发，当天就抵达天津。同日，即在天津召开了各国驻津领事和海军司令联席会议，讨论夺取天津城，并由铁路侵人北京。
经过细心的谋划，这股列强军队由英国西摩尔海军中将为统帅、美军麦卡加拉上校为副统帅，组成联军于6月10日早晨由天津向北京进发。6月10日清晨开始，西摩尔率领的八国联军2000多人，分几批乘坐五列专车由天津前往北京。西摩尔联军出动的消息传到北京，激起了很多人和部分清军的强烈愤慨。京津各地义和团立即奔赴铁路沿线阻止侵略军的北进，清朝董福祥的甘军则控制了北京的火车终点站，义和团扒掉铁轨，搬走枕木。
由于沿途铁路被毁，迫使西摩尔乘坐的第一列火车只得边修路边前进。他们在24小内才前进了3英里。6月12日下午，侵略军挣扎到廊坊附近，西摩尔指挥军队抢修被拆毁的铁路，结果被赶来的民兵和清军围困在廊坊车站。6月14日清晨，西摩尔指挥联军打算突围出站继续北上，却遭到中国军队发动猛烈攻击，双方又发生了一场激战。
西摩尔率领的这支2000多人的侵略军，使用的是近代洋枪洋炮，从6月10日到26日，在半个月时间里却被中国军民打死62人，打伤228人。但因为武器落后，在这次战斗中，中国武装被西摩尔联军杀死的有好几百名。不可否认，中国人民的抗击意义重大，就连西摩尔自己也承认：“如果中国人所用的武器是近代枪炮的话，那么我率领的联军必定会全军覆灭。”
西摩尔被困于廊坊车站后，聚集在大沽口外的列强联合舰队为了解救西摩尔，便发动了对大沽口的进攻，目的是占领这个京津的桥头堡，打通京津的道路。八国联合舰队为决心攻下大沽炮台，先后集中了三十多艘军舰，联军攻陷大沽后，分兵向新河、北塘、天津等地进犯。
对于列强军队的进攻，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奥匈帝国等11国同时宣战。6月17日大沽陷落后，大批侵略军登陆向天津杀来。这期间，天津周围的义和团也一批批向天津集结。6月21日，联军数千人从大沽向天津进发，当时铁路被义和团破坏，军舰又进不了海河，只得步行跋涉。他们一出塘沽就遇上前来复仇的群众，大批义和团赶来，迫使他们边行军边打仗，直到23日才到达天津租界，而且也付出了死伤二百多人的代价。
到达天津的各国联军遭到了强烈阻击。天津战役犬牙交错地进行，双方既攻又守处处都是战场。6月末到7月初，八国联军向天津大举增兵。6月30日，联军在大沽登陆达14000人，以后又不断增兵，7月上旬天津已有各国军队两万余名。7月初，直隶总督裕禄召开了义和团和清军联席会议，统一部署了围攻天津租界的战役。不论男女老少、士兵平民，都投入了攻打租界的战斗中。7月9日，租界里的侵略者摆出决战的架势，他们分兵几路，对围攻的中国军队进行大肆反扑。
天津陷落，八国联军一部分留驻天津维持殖民压迫、屠杀天津人民和抢夺租界地盘，另一部分向北京进犯。7月底到8月初，联军头目频繁集会，谋划侵略计划。8月4日，进犯北京的军队正式组成，开始向北京进发。总计19000多名。
7月13日，即天津沦陷的前一天，宋庆、直隶省总督裕禄所带三支部队1万余人舍天津不守而退至北仓。由于慈禧无心抗战，因此也没深究，把裕禄“革职留任”，让他们继续在京津间布防。北仓无险可守，守军只好挖了一条十余里的深沟，引河水以作屏蔽。日、英、美13000侵略军行抵北关虹桥，见北仓清军设防，即在武库一带布阵，准备攻打北仓。在联军的进攻下，清军退到了北京和天津之间的杨村。没多久，联军追至杨村，清军又一路溃逃，宋庆沿运河不敢回头直向通州逃奔。
裕禄逃跑没多远，仅余几个随从，穷途末路的他只能举枪自尽。这一仗，清军有3000多人被联军打死。兵败如山倒，联军的犀利进攻打得清军和义和团丝毫没有招架之力。当负责抗击联军的李秉衡败退到通州张家湾服毒自尽不久，也就是8月13日，联军终于攻到了清王朝的首都北京城下。
八国联军攻占通州后，直扑北京城。此时北京城的清军有荣禄的武卫中军、董福祥的甘军40营约15000多人；神机营、虎神营15000人；宋庆等败退下来的部队约1万多人；加上直隶练军、各地来京的“勤王”军，不下8万余人。这么多部队，加上池深垒坚的北京城，以逸待劳，2万人的侵略军想攻入北京城不太可能。不过慈禧太后逃跑的主意已定，在与八国联军的战争中她根本不想抵抗，这就失去了抗击侵略者的领导核心。
8月14日，联军开始进攻北京城。俄军在司令官华西里耶夫斯基的指挥下，偷袭了北京城东便门。东便门失守之后，俄军又开始进攻建国门。当俄军攻击建国门的激战进行时，日军乘机向朝阳门、东直门进攻。紧接着3000名英军也向广渠门发起攻击。法国以及其他国的侵略军随之也冲了上来，没有多久，北京城就沦陷了。慌乱的慈禧挟持着光绪帝于15日清晨6点仓皇出逃。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进行了疯狂的烧杀抢掠。8月16日，侵略军为了抢劫杀戮方便，各国头目召集会议，议定分区占领北京。几经争吵后，决定内城四牌楼以北为日军占领区；永定门以东，北至东珠市为英军占领区；永定门以西，北至骡马市为美军占领区；四牌楼以南，由俄、奥、法、意分别占领。不久德军主力达京后，在俄国占领区域旁扩展一区为德军占领区。各方领区成了侵略军分得的肥肉，他们各把自己的国旗竖起，分设官员，加以统治。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之后，重新调整了侵略部署，制订了新的侵略计划。他们调兵遣将，以京津为中心，四出攻掠。八四联军的铁蹄踏遍了直隶全境，震动了山西、山东两省。联军随后又沿津榆铁路向唐山进攻。八国联军从京津向东攻占了北塘、芦台、唐山、山海关，把津榆铁路全线控制后，又从京津两路出兵，向直隶中部陵地进军，以攻占保定为主要战略方向。
由于联军东犯山海关、南据保定城，直隶全境被其窜扰，山东、山西俱皆震动，逃到山西太原的慈禧太后非常害怕，又在10月1日由太原启程，继续向西南方向逃奔，终于在10月26日逃抵西安。八国联军见此光景，步步紧逼，指挥联军向山西、山东进兵，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同时进一步对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
1900年冬季，八国联军不断从京津调兵南下，增兵保定一线，以便大举兴师扩大侵略。至11月中旬，侵略军在保定集兵完毕，经过一番策划，使分兵三路向山西进犯：一路是法德联军，由保定向南取道定州、新乐、正定、获鹿、井径，而后向山西进发；一路是德国侵略军，取保定中路西攻唐县、曲阳、阜平，从龙泉关出直隶，向山西五台山方向进犯；一路是英德联军，取保定北路攻新城、凉水、易州、紫荆关、广昌，向山西灵丘方向进犯。
面对八国联军的犀利进攻，清政府生怕守军打击敌人会激怒联军，影响议和。因此，严令守军只准“严固防守”，不准‘‘借口进兵”。这就更加助长了敌人的气焰。在联军三路出师进攻山西的同时，他们又集结天津、保定部分兵力于直隶中部，然后挥师南下，逼近山东。
当大兵压境之际，出东巡抚袁世凯大为震惊。袁世凯立即向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中央大员求救。李鸿章极力在帝国主义面前讨好；袁世凯致电德国驻华公使穆默，强调其一直在维护德国在出东的利益，现在一切正在发展中，如果让其他国家打进山东来，对德国在山东的各项利益将有极大威胁，因此，希望穆默权衡利弊，阻止其他军队向山东派兵。
自从天津、北京陷落，慈禧太后出逃，到议和条款初步确定，其间10个月有余，八国联军控制了整个直隶省。东至山海关口，西达山西边境，南到山东省，北临承德、张家口，尤其是义和团活动的中心地区，其他地区也以“剿匪”为名，无处不劫、无地不控。各地的清朝文武官员都商定，“洋兵到时，各办食物供应”，而把守城军开出城府数十里去，免得和敌人发生冲突。而且，为了向联军献媚，在联军到达时，这些地方官员更是以杀害义和团来表示自己的“盛情”。
八国联军攻城略地，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侵略战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出兵六七万人，攻占了天津和北京，控制了直隶全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者逃亡到西安，听任帝国主义的宰割和惩办。中华民族的危机达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
在“如何对待中国，如何处置清政府”这个问题上，联军占领北京后各国政府派到中国的使臣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从各个侵略者的愿望及其行动看，都想瓜分乃至独霸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但是他们又都表示反对瓜分中国。究其原因，并非帝国主义大发善心，而是从其自身的利益因素考虑的：
第一。义相团运动和各地人民顽强抗击八国联军使他们感到瓜分中国是很危险的事。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在侵略中国之前认为中国人不堪一击，可是八国联军的侵略遭到人民全力抗击的时候，开始对中国人的反抗产生了畏惧心理。他在给德皇的报告里就说过：“中国的皇室、官吏及上流阶级是腐败无知的，但是中国下层社会的四万万人，却‘含有无限蓬勃生气’。”
英国人赫德，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当时在中国生活已有40多年，他从中国人的反抗中认识到，中国人已从睡梦中刚刚醒来，如果实行瓜分，将促进中国人更加觉悟，必将起而反抗殖民统治者。因此，他建议英国扶持清朝政府，达到以华治华而为列强服务的目的。
第二，由于列强之间尖锐的矛盾。如果实行瓜分。列强之间必将发生一场争夺和厮打。他们各自已经取得的利益，有可能丢失。
所以，当时各国都有一种力求维护自己既得利益，减少互相冲突的愿望。比如1900年7月，美国向列强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其内容主要是“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实体，维持一切以条约和国际法所保证的友好国家的权利”。就是要表面上还让清政府的统治机构继续存在，而实际上让其作为列强统治中国的代理人，使各国在中国的各种侵略利益由清政府代他们去保护和执行，列强间则可以保持着共同支配中国的“神圣同盟”。美国的这种政策提出后，得到了各国的同意。经过一段讨论和争吵，“门户开放”，“利益均等’’的政策，成了各国对待中国的基本原则。
慈禧太后逃离北京后，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何种地步。至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命运她也不管，她最关心的是列强们会怎样处置她。为尽量求得各国谅解，她发出了一连串谕旨，命军队严厉镇压反抗的中国人，各地方官员好好接待前去杀人放火的侵略军队。同时迫不及待地派庆亲王、李鸿章等投降议和，让李鸿章等人求侵略者宽恕她本人的罪过，这一条如得允许，其他问题都可以商量，而‘‘如有万难应允之事，先为驳去，是为至要”。
其实慈禧太后早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经太原逃往西安的时候，就曾派李鸿章为代表乞和，但侵略者不急于立即开议。各国经过反复商议后，才决定与清政府议和并继续维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1900年10月5日，李鸿章以全权代表身份抵达北京。李鸿章从各国公使口中了解到侵略者的一系列要求，就立即紧向西安奏报，慈禧不问何不合理，有求必应。
八国联军的军事行动，以清政府与总共11个国家签订《辛丑条约》为终。法国向各国提出备忘录，包括惩凶、赔款、在北京及其附近地区驻军、拆毁大沽炮台等六项要求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为各国所赞同。
英、俄、德、日、美等国又在法国提议的基础上加以补充，扩大为议和大纲12条，于12月24日强迫清政府接受。此后它们又依照大纲拟出详细条款，于1901年9月7日与清政府代表奕勖、李鸿章正式签订《辛丑和约》。《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4亿5千万即当时中国总人口，以示每人一两，达羞辱中国人之意)。联军占领北京后，对北京皇城、衙门、官府大肆掠夺，因而造成大量中国文物和文化遗产(包括故宫、颐和园、西山以及圆明园)的失窃、破坏。
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一场场强加给中华民族巨大的灾难。近百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发动过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战争。有公然入侵，也有不宣而战；有单独入侵，更有合伙劫掠，强迫中国签订了数以千计的不平等条约。而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就属于合伙劫掠的一种。
有人说，八国联军是一场以微小的力量保护各国使馆人员安全的正义斗争。这种掩人耳目的理由无疑是苍白而空洞的。回望历史，关于八国联军的侵略和野蛮的烧杀抢掠行为，令人发指而罄竹难书。八国联军侵华从酝酿组建到撤军完毕经历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即便从第一批“使馆卫队，，侵入北京算起，亦是经年有余。八国总兵力累计可达12万之众，是中国近代史上除沙俄侵占东北战争之外，侵略军入境数量最多的一次。此次帝国主义联合侵华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真正动机和实质目的是镇压中国人的反抗，保住并扩大各国在华权益，使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
至于“为解救公使而战’’的说法纯属借口，而且这种借口也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况且在列强大肆策划调兵之时，使馆区还没有受到任何威胁，清政府当时对使馆一直都是采取保护态度和保护措施的。可以说，围攻使馆事件与八国联军侵华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确实是“衅口彼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中国蒙受深重灾难。屈辱的《辛丑条约》大大地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在这场攻伐和反攻伐，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中，清政府到底做了些什么？
清政府在对外“宣战”后的一段极短的时期内，似乎也有意利用对西方列强动武，为自己泄愤。正如慈禧所说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表面上支持向洋人宣战的慈禧，实际上又完全站在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根本路线上的。慈禧的这种态度，在“宣战”后第五天就已经显露出来。和联军宣战不久，她当即派荣禄前往使馆要求停战，与此同时，慈禧还向东南督抚和驻外使节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心迹。
自1900年6月25日以后，在军事上和外交上，清政府实际上对帝国主义都“处处留着余地”。所谓的“围攻”使馆，实际上正如清廷自己所承认的是“苦心保护”。在外交上，清廷更是积极进行投降求和的准备。1900年7月3日，清政府电令驻日、英、俄三国公使，分别向三国君主呈递国书，请求他们“排难解纷”，以“挽回时局”。但清政府的迫切求和表示，并不能丝毫动摇帝国主义要攻陷北京迫使清政府彻底屈服的决心。登陆大沽口，攻陷天津向北京进发以及列强后来的攻伐都无一例外地证明了这个结论。
但清王朝的乞和并没有阻挡得了八国列强铁骑攻伐的步伐，天津、直隶、山东、山西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列强们的欺辱和蹂躏。清政府没能救中国，也没能救首都北京城。在这场轰轰烈烈反侵略的战争中。清政府不可救药地败下阵来。而轰轰烈烈的农民反抗运动，也在帝国主义的联合镇压以及清政府的无耻出卖下，终于遭到失败。
八国联军侵华史，可谓一曲悲歌，千古遗恨。一百年过去了，再过一百年，人们还会追忆这段历史，追忆这段历史就会引起炎黄子孙不尽的沉思和痛苦，激起亿万人振兴中华的热情。八国联军无情地把五千年的文明古国踏在脚下，让这个一向认为是“天朝上国”、世界中心的国家俯首称臣，凭的是什么？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为什么敌不了区区几万洋枪队？
今天从昨天走来，明天又与今天相连。清醒地、理智地对待我们民族沉重的带有悲壮色彩的历史，从新的角度去评价发生在自己所处的国土上的悲剧，吸取教益，激发起我们深沉的忧患意识。回顾历史，八国联军侵华的悲剧史，至今仍然让我们产生深深的耻辱感。但也许正是这段历史的悲剧唤醒了华夏民族的情感，唤醒了奋进意识，没有耻辱感就不会有民族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