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康雍乾之治、康乾之治，西方称"High Qing"，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
所谓的“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
有些中国历史学家们将“康乾盛世”称为辉煌，是因为他们觉得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奇迹。他们认为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趋势是“康乾盛世”最显著的历史特征。
悲剧之源：“盛世”表象下的危机所谓康乾盛世其实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时代。
这种悲剧色彩从两个方面可以清楚看出：一是从18世纪末年以后，社会危机不断爆发，昔日表面上繁荣一时的清朝社会很快陷入萧条冷落的“中衰”之中：民众反抗不断，自然灾害频仍，官僚腐败盛行，政府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国与民皆患贫，奸伪日滋，祸乱相继，士习益漓，民心益竞，其由来也甚渐，其消息也甚微”，乾隆等人孜孜以求的“持盈保泰”随之成为泡影；二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繁荣表象中，中国落后于西文世界发展水平成为定局，控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实际上是在康乾盛世时期最终铸定的。
导致清朝盛衰之变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清朝统治者无能，也不可能处理好关系到清代社会发展前途与命运的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政治腐败，二是制度落后，三是对外关系。
从康熙中叶起，清朝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到雍正、乾隆年间，清朝国力达于鼎盛。这段时期，其时间跨度130多年，是清朝统治的高峰，故中国部分历史学者将康、雍、乾时期称为“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人口突破一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有人将此归结为清朝统治者勤政的结果；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明末引进的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在全国推广的结果。
在此期间，清朝统治者对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止了明末的西学东渐；对内大兴“文字狱”。所以有人认为，正是“康乾盛世”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落后于西方，是不值得称颂的。
一种观点认为，“康乾盛世”是骗人的，是中国部分历史学者无视历史、自欺欺人的说法。在康熙年间，对俄作战后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就割让领土，如果是盛世却割让领土真是匪夷所思。无独有偶，同样处于“康乾盛世”的雍正年间，也签订了割让领土的《恰克图条约》。而且在康雍乾三个皇帝在位期间，他们做了什么？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字狱惨案，康乾数次下江南奢靡游玩，自雍正起又耗尽民脂民膏修建圆明园。
而同期的西方科技文化迅速发展，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侵略者已是坚船利炮，而清朝军队却仍然沿用明朝的火炮，盛世到了这个地步，真是无耻之尤。康熙年间的平民思想家唐甄在他的著作《潜书》里提到：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他亲眼看到山西妇女多无裤可穿，而“吴中之民多鬻子女于北方”。而乾隆时期的英国使者马嘎尼来华期间，记载北京街头乞丐很多。许多百姓都是蓬头拓面，衣杉褴褛，因此他形容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中国人”正在逐步退化到“半野蛮人”时代（见马嘎尼的中国行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