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死后，一家便丧失了支柱。没有了父亲的俸禄，家境也日渐窘迫起来。这时候的和珅年龄仅有九岁，其弟和琳更是六岁的稚童。不仅没有了父母的关爱，和珅还要承担起照顾好弟弟的责任。我们不能不说，这样的幼年经历，令和珅迅速地成熟起来，表现出与同龄孩子相比少有的持重。
和珅父亲在世的时候，和珅与和琳虽然也谈不上幸福，但是是有依靠的。然而，父亲一死，和珅兄弟便陷入了困境当中。困境，从来都是顽强的人磨炼自己意志的机遇，只有对生活丧失了希望的人，才会被困境所困。“少贫无藉”的和珅兄弟，在艰难困苦中从未放弃过希望。
只要有一线的机会，和珅就会紧紧地抓住。常保在去世之前，将和珅兄弟送进了满族贵胄子弟云集的咸安宫官学。对和珅来说，这便是他紧紧抓住了的人生中第一个重大机遇。
伊顿公学是举世知名的英国贵族中学，英国20位首相和珅众多的科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家都曾在伊顿公学读书。而咸安宫官学，在当年的大清国，其地位比伊顿公学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的学校教育系统，发展到明清时代，官学私学并举，已经相当的成熟。以官学为例，夏商西周时代，官学居于垄断性的地位，称庠称序、学在官府的状态使得教育成为一种奢侈，平民一般是不能享受到的。
自孔子开始，有教无类，开办私学，打破了官学的垄断地位，但是相对于私学，官学一直以其正统性和珅系统性在长期的历史阶段中占据着主要地位，从中央的国学（周）、太学（汉）、弘文馆崇文馆（唐）、国子监（宋）到地方的府县乡学等各级学校体系，十分完备，而且，由于政府的重视和投入，其师资力量（一般为政府官员）也比较雄厚。
按照中国的科举传统，朝廷也将学校教育同国家的选官机制结合起来，在当时，这种教育与选官相结合的科举制度引起了包括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等人在内的西方知识界的普遍赞叹，后来西方文官考试的公务员选拔机制就是在参考科举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清入关以后，由于其文化上的落后和统治的需要，对于中原地区文化知识和学校科举体系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清朝统治者很早便建立起学校体系，十分重视对子弟的教育。在顺治年间，即设立了各类八旗官学，如景山官学等。
在雍正前，内务府统领的上三旗优秀子弟一般入景山官学读书。而咸安宫官学于雍正六年（1728）由雍正帝亲自提议，命专门负责清朝宫廷事务的内务府负责设立。雍正七年（1729），咸安宫官学正式招生，首批学生90余人，他们都是在景山官学和内务府佐领管辖下的八旗幼童当中，依照长相俊秀和才华俊逸的标准选拔出来的。
可以说，咸安宫官学是比景山官学更高水平的一所学校。后来，咸安宫官学招生的范围不断扩大，到和珅入读咸安宫官学的乾隆时期，官学中已经有大量的八旗官员子弟就读了。乾隆皇帝曾下令，八旗中每旗可选十名俊秀子弟入读咸安宫官学。和珅兄弟，正是因此才得以享受到入读咸安宫官学的机会。
咸安宫官学设立伊始，其目的就是为清王朝培养国家重要干部，因此，朝廷异常重视官学的建设。朝廷聘请了最优秀的人才担任教师，他们大多是饱读诗书的翰林。这些满汉翰林们分别教授满蒙藏语言以及传统经史课程。
另外，学生还需要学习骑射和火器使用这样的军事课程，以保持八旗子弟的骑射本色。除了优秀的师资力量和课程设置之外，咸安宫官学的待遇也异常好，学校提供一切学习用品，包括笔墨纸砚等文房四宝和弓箭马匹等常用武械。同时，学校还每日补助学生伙食钱五钱银子、米一升，并且每月还发二两银子以为零花，这远远超出了一般人家孩子的生活标准。
对于和珅这样家境的孩子来说，能够进入到咸安宫官学学习，首先就解决了他们兄弟两人的温饱问题。但和珅在咸安宫官学中所要抓住的不仅仅是添饱肚子的机会。
清王朝入主中原后，继续实行科举制度，以为国家培养人才并笼络汉族士人人心。科举制度起源于隋代，经过千年的发展，尤其是宋明时代的完善，形成了一整套相对公正的选拔机制，在清王朝之前，对各地区各民族的举子们采取的基本是一视同仁的态度，比如远在唐代的时候，就有新罗朝鲜族的崔致远等人参加科考，并被授予唐朝官职。
但是清朝对于满族宗室和八旗子弟实行了特殊政策，比如康熙朝规定，满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的选拔比例为二十中一，这远远超出了其他民族子弟的录取比例；而在咸安宫官学学习的学生，由于师资力量的优越，录取的可能性就更高。
顺康雍以来，参加科考的八旗子弟越来越多，通过科举而为高官的也越来越多，和珅真正渴望抓住的正是科考这个能够让他扬眉吐气、飞黄腾达的机会。而进入咸安宫官学，一般就被认为已经有一只脚踏入了仕途。
咸安宫官学这所优秀的学校，吸引了当时众多的八旗精英。如乾隆朝的闽浙总督、礼部尚书索绰络·德保，和珅的政治对手章佳·阿桂等人都曾是咸安宫官学的学生。这些咸安宫官学的学生们一般都有着显赫的家世、位高爵尊的父祖，和珅、和琳这对丧亲失怙的兄弟，在他们中间就显得又寒酸又另类。
和珅天资聪慧，清代的笔记《秦鬟楼谈录》中说和珅“喜诙谐……然性敏，过目辄能记诵，每有所言，能悉举其事之本末”。这种过目成诵的天赋加上和珅的刻苦努力，使他很快成为同学中的佼佼者。
乾隆时代，承平已久，满族子弟大多骄纵而不能安心于学，和珅的同学本来就看不起他这个穷小子，偏偏和珅又如此努力，而更显得他们不学无术，因此他们时常捉弄和珅。据说有一回，和珅的同学捉弄和珅，写了一首嘲笑先生的诗，署上了和珅的名字放到先生的桌子上。
先生看到之后大怒，用戒尺狠打了和珅的手心。而和珅并没有申辩，他忍着疼痛，回过头来对陷害他的同学依旧是面带微笑。并且，和珅从不因为这些事情，放弃自己的追求，他明白机会只肯青睐有准备的人。和珅的精明之处还在于，他并未因为老师的错怪而记恨老师，而是一如既往地向老师请教问题，谦虚好学，慢慢的，老师也知道了和珅是被冤枉的，反而对和珅好起来，不仅将知识倾囊相授，而且经常向人称赞和珅的聪明好学。
没多久，和珅在咸安宫官学里就成就了颇有才华的好名声。此后，虽然仍有人不断地以书蠹的外号来取笑和珅，但是在这样一个纨绔子弟居多的学校里，这样的侮辱与取笑对于和珅来说也并非全是坏事。
如同乔治·奥威尔在《如此欢乐的童年》里描写自己作为一个处于上层边缘的孩子就读于贵族云集的圣西浦里安学校和伊顿公学所遭受的排挤和屈辱那样，和珅、和琳兄弟在咸安宫官学，受到那些趾高气扬的贵戚子弟无数的欺负。
但是与乔治·奥威尔逐渐形成了他那反对特权和极权的人格与精神不同，和珅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每一次受到欺负之后，和珅总是咬紧牙关并且还面带微笑，他暗暗下定决心，总有一天要比所有欺负他的人都要强要富要贵。而那时，谁也读不懂他脸上的微笑，包括打他手心的先生。
和珅学校更加努力的学习，他不仅努力掌握经史子集等汉文化的精髓，熟读经典，还着意学习了两项特殊本领。这两项本领一项就是满蒙藏语言；另一项则是熟读乾隆皇帝的诗文著述。
清朝是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统治中国的。清朝的统治者十分清楚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和地位，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他们非常注意教育子弟保持自身的文化特性，并且采取了十分明智的民族政策。早在后金时期，后金统治者就同蒙古建立起了紧密的同盟关系，这一关系在清朝定鼎中原之后成为清朝的国策。
而对于藏族，清朝建政之初就坚决地支持西藏宗教权力代表达赖喇嘛，并将喇嘛教奉为国教，这不仅建立起了清朝对西藏世代的影响力，并且使满蒙藏在精神层次上由于共同的信仰而更加紧密地连为一体。
由于这一历史渊源，清朝非常重视自身和蒙藏文化，而语言正是文化的承载体。在紫禁城，很多匾额是满蒙汉三种文字并书，恰说明了统治者的重视。但是，在雍正之前，八旗子弟学习的难点在习汉文，而此后难点则变成了习满文。
到了乾隆时期，满族子弟的汉化程度不断加深，许多人甚至连满族语言文字都已不通了。对此清朝统治者十分警惕，采取了多种方式鼓励八旗子弟学习满语，比如开满汉翻译考试等。其本身的民族语言已荒废如此，八旗子弟中能通蒙藏语言的就更少了。咸安宫官学中虽然教授满蒙藏语言，但是由于多数人的目标都是瞄准汉文化的科考，因此并不重视。
而和珅，却从中看到了机会。朝廷同蒙藏的交流频繁，如果能通蒙藏语言，实际上就为自己多挣得了一份机会。和珅在满蒙藏语言学习上都极其用功，这为他日后主持理藩院的工作，协助乾隆皇帝处理民族和外交事务，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和珅刻苦学习满蒙藏语言算得上是有先见之明的话，他熟读乾隆皇帝的诗文著述达到成诵的程度，并且刻苦钻研乾隆皇帝的书法，很大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其性格使然。长期与继母以及咸安宫学校里那些趾高气扬的贵戚同学相处，和珅早早地学会了讨人欢心之术。
他深深懂得，必须要了解一个人，摸透他的心思，才能够知道说什么话让他高兴、做什么事让他开心。而在这个世界上，最值得和珅费尽心思来讨好的人就是可以让他彻底改变命运的皇帝。
读懂乾隆皇帝的心思谈何容易，君心似海，帝王之术高深莫测。诗可言志、缘情，一个人的志向与情趣多少是可以从他的诗文当中看出些端倪的，所以和珅选择通过读乾隆皇帝的诗文来了解他。但是，从乾隆皇帝的诗文中理解他的心思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是因为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作诗数量最多的诗人，他一生作诗四万多首，几乎相当于整个《全唐诗》的数量。和珅在咸安宫官学学习的这几年，乾隆皇帝春秋正富，诗作已经相当多，和珅能够背诵这么多诗文，可见他用功之深。
在咸安宫，和珅努力学习，但作为家里的长子，他还要承担家庭的重担，尤其是给弟弟和琳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实际上，要吃饱肚子，靠着咸安宫官学的补给，兄弟两人也就足够了。但是对于和珅来说，他和他的家庭需要的不仅仅是吃饱肚子。
在那样的年代，一个拥有世袭三等轻车都尉爵衔的高级武官家庭，其吃穿用度都有一定的规制，要遵照一定的礼度，而这些都是需要钱才能做到的。而当时的和珅家，父亲去世之后，和珅兄弟年幼，并无什么进项，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
很多和的传记中都记载了和小小年纪便四处举债、备受冷眼的遭遇。父亲在世时，和珅家车水马龙，此时出门去借债，则到处吃闭门羹，正是富在深山有远亲，贫居闹市无人问。即便是和珅的外祖父，对于和珅兄弟经常出门借债也十分反感。
和珅的嫡亲外祖父嘉谟，长期在漕运、河道任职，所任官职皆为肥差。在那个时代，漕运、河道这样的部门，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大清朝，南方物产丰富、粮米富足，而国家的政治中心在北方，大量的粮米需要运送到北方，供宫廷消费，同时发给百官俸禄、开支军饷以及调剂民食等。
因此，明朝即设置漕运总督督管南方各省经过运河将粮食北运事宜。清代沿袭了明朝的这一设置，下设巡视漕务、督粮道、管粮同知等官职。
漕运不仅涉及大运河的畅通，并且督管天下的漕运事务，对于一些官僚来说，这是一个大肥差，清朝的统治者一般会将诸如漕运、织造之类肥缺安排给自己的亲信，河道总督属下的各类官职也是类似。河道的疏浚、堤防不仅关系到河道两岸的民生，并且直接影响民心安定与国家统治，关系到黄河、京杭大运河的畅通，也事关漕运，而永定河等河流的安全则直接关系北京城的安危。
因此，明清两代都十分重视河道治理，但在明代，河道并不设置专官，直到清代，开始设置河道总督，总管治河。总督以下，并设置河库道、河道、管河同知、通判等官。河道总督虽然是正二品官员，且并无地方职责，但与其他贵为封疆大吏的总督相比，确实有更多油水。
政府每年在河道河工上耗费巨大，几乎占到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二，如此巨额的治河经费令河道官吏们十分富足，即便并不贪污，也能沾光不少。嘉谟此时正任河库道道台。
河库道虽然只是一个四品官职，但是大量的治河经费均要通过嘉谟来发放，这使得嘉谟家里远比一般四品官员要富有得多。和珅自然是知道嘉谟等河道官员的富足，因此，在和珅兄弟生活日渐窘迫之时，便时常去外祖父那里要钱。不过，清朝规定，八旗子弟在京师有规定的驻防地，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离京，所以，和珅时常派遣家人刘全去向外祖父借债。
一开始，嘉谟看到外孙派来的家人，总是会令刘全满意而归，但时间久了，嘉谟便怀疑是否和珅兄弟在京师沾染了八旗纨绔子弟的坏风气，整天花天酒地胡乱挥霍，因此刘全后来就只能从嘉谟那里拿到很少的钱了。自己的外祖父尚且如此，和珅遭遇的白眼就可想而知了。
少年时代的借贷生活，让和珅深切地感受到了世态炎凉、人情淡薄，对他日后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也就是这样的生活教会了和珅如何察言观色，如何隐忍不发，在学校里受到的欺负、在亲友那里遭遇的冷眼，让他更加努力的学习。
经过几年的学习，和珅不但掌握了完整的满汉蒙藏语言文化知识，更在冷嘲热讽中为自己日后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隐忍坚强与勤勉好学成就了他在咸安宫众多八旗纨绔子弟中鹤立鸡群的名声，这样的好名声引来很多人的关注，这当中，对和珅影响最大的便是冯英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