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去广东负有神圣的使命，为了尽快拿出禁烟方案，在途经直隶、山东、安徽、江西等地时，他不间断地考察民情，调查鸦片对当地产生的危害情况，了解鸦片的走私情况，为查禁鸦片做好充分的准备。
为了遵循自己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只办事不声张的原则，林则徐下令严禁各地为了迎接自己而骚扰百姓，禁止地方官员铺张浪费供应食宿，更不能借机送礼。所以，除了当时因为风雪天气在南昌被迫停留了四天之外，林则徐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便到达了广州。
林则徐的行动速度如此之快，可以间接反映出当时朝廷的禁烟行动已经迫在眉睫，更能反映出道光皇帝的心急如焚。
林则徐到了广州后，次日便张贴布告，先公开申明他此次前来广州查禁鸦片走私的纪律，令那些和外商接触最多的行商集中住在自己的公馆附近，以便随时进行问话了解相关情况。同时，不断会见广东地方官员，商讨、制定各项具体措施。
当时的广东当地人对于鸦片走私危害的认识还是颇为深刻的，很多官员士绅看到林则徐到来后，禁烟士气得到了极大鼓舞。他们主动向林则徐介绍当地情况，例如越华书院院监梁廷升，就积极帮助林则徐绘制海防地图，制订查禁鸦片走私的计划，并发动当地的爱国举子声援禁烟活动。
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准备工作做得十分扎实，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他进一步认识到查禁鸦片走私必须做到两点：一方面是加强海防，杜绝外来的走私烟贩；另一方面是令已经把货走私进来的外国烟贩限期上缴鸦片和烟具。
当时停泊在零丁洋打探禁烟情况的二十二只鸦片走私船，每只船上都囤积了一千箱以上的鸦片。针对这些即将走私流入内地的鸦片，林则徐召集十三行的洋商，让他们负责转告那些零丁洋上的洋烟贩，限期上缴藏匿在船上的鸦片，并保证下次来的时候不再夹带。如有违反，不仅没收全部货物，更会将当事者一律正法。
当时有很多和洋烟贩厮混在一起的士绅，企图在林则徐面前讲情，洋人们也企图通过这些“中间人”向林则徐行贿，希望他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林则徐的态度十分坚决，在召集这些士绅时，他痛斥这些人和洋人穿一条裤子以及他们行贿的丑恶行径。他告诉这些人，如果想停止禁烟，除非上书皇帝陛下将自己撤换掉。
“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这是林则徐抛给那些士绅的最后一句话！
今日我们再看林则徐这种坚决的态度，依然会为他在那种阻碍不断的环境下不失铮铮铁骨的气节而拍手叫好。
但在那些洋人看来，林则徐这次禁烟，无非是以前多次禁烟的一个重复，会像那些地方官一样，不过是走走过场，只要给足了银子，一切都好办。而他们也明白，新来的官员一定要烧上三把火，这是中国官场的传统，所以对于林则徐的坚定态度不必过于当真。
当时这种想法在洋烟贩中间蔓延很广，以致这些人基本都是采取敷衍的态度，企图蒙混过关。例如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就采用搪塞的办法敷衍林则徐，让烟贩们象征性地交出了一千零三十七箱鸦片，并通过和他交好的当地士绅转告林则徐，上交这些鸦片是为了给足新来官员面子，好让林则徐在皇帝陛下那里交差，等到禁烟这股风过去，希望林大人能够如数奉还。
洋人们这种惯性的思维并不稀奇，这是他们长期以来对中国官场深刻了解的结果。从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朝廷历次禁烟效果不佳的原因即地方执行不力，正所谓“政策不出朝廷”的写照。即使是有限的几次禁烟成功，也是地方官为了向上级交差，而不得不做出的动作。
但是这一次洋人们显然低估了林则徐的魄力。在得到那些士绅带回来的消息后，林则徐勃然大怒，立即下令逮捕长期在广州进行鸦片走私、拒绝或敷衍交出鸦片并阻拦其他人交出鸦片的英国鸦片走私贩颠地。
颠地当时在广东是鸦片走私者的典型代表，时而公开对抗，时而虚与委蛇，林则徐决定首先拿他开刀，也是为了震慑那些洋烟贩，既是表明禁烟的决心，也是一种攻心策略。义律得到林则徐要逮捕颠地的消息后，立即从澳门驻地赶到广州，想要利用英国人的特权，保护颠地逃走。但是林则徐并没有给他机会，而是在获悉他的意图后宣布：因外商违抗禁烟法令，所有停泊在黄埔港内的外国商船先行封舱；所有受外国雇用的中国员工一律撤退，同时调派水师巡逻船封锁外国商馆。
封锁商馆等于切断了所有外商与外界的联系，这在义律看来实难接受。因为英国人坚持认为，林大人即使强制禁烟，也应该遵循法律追究那些对抗朝廷法令的当事者，而不应该波及无辜的“遵纪守法”的外商。
义律当时通过邓廷桢向林则徐施压，表示如果林则徐不撤销封锁商馆的命令，便会采取相应的行动，他还以英国国王的名义宣布对于“可能发生的后果不负责任”。义律要求林则徐上奏朝廷，发给他们离开广州的护照，这件事情就算画上个句号。林则徐认为发护照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关键的问题是，英国人对于禁烟问题以及如何处理颠地只字未提，这是明显的不平等，所以林则徐对义律的要求未予理睬。
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日（1839年4月3日），义律看到林则徐态度坚决，不得不表示屈服，决定交出全部鸦片，共计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至此林则徐初战告捷。但他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在次日继续发布通告，让美国、荷兰、法国等国家交出停在零丁洋的船上、准备走私进入中国的全部鸦片。
林则徐当时除了奉命遵旨查办鸦片走私之外，心中更有压制多年来外国人在广东当地享有特权的想法。
清朝虽然对于海疆实行的是严防措施，但鸦片不断流入中国，使得洋人们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来在广州享有特权，这里边固然有洋人们不遵守大清帝国相关规定的原因，当然也有广州地方政府中那些从走私鸦片中获取利益的人庇护的原因。
久而久之，洋人们养成了习惯，认为自己在这片土地上做什么都是理所当然。虽然清廷几十年来禁烟不断，但每一次洋人们都司空见惯，而清廷很多时候做得也是虎头蛇尾，所以洋人们在广州这片土地上俨然成了地头蛇。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林则徐下令逮捕颠地时，义律的反应会如此激烈，惯性的思维让他认为，自己才是广州这片土地的主人，林则徐反倒是个外来人。
林则徐虽然从北京千里迢迢来到广州，但经过他详细的了解，对洋人们在广州地盘所做的不法行为以及那嚣张的气焰已经了然于胸。禁绝鸦片是他此行所要完成的任务，打击洋人们嚣张的气焰也是此行的目的所在。
不过林则徐行事还是留有余地的，在美国领事馆将一千五百四十箱的鸦片由义律转交清廷后，为了补偿烟贩们缴烟后的损失以及奖励缴烟，林则徐奏准道光皇帝，凡交出一箱鸦片的，赏赐茶叶五斤；英国烟贩缴烟四分之一后，可以恢复中国雇员；缴烟一半后可酌情允许水上往来；上缴四分之三后，允许开舱贸易；等到缴烟完全结束，便恢复洋人们全部的贸易往来权利。
从广州当地禁烟的策略角度来看，到目前为止林则徐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保证了禁烟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在林则徐将广州禁烟的结果上奏道光皇帝后，也得到了皇帝陛下的高度认可。尤其是道光皇帝读到林则徐“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那誓死决绝的话语时，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或是出于感动，或是出于激动，道光皇帝在奏折上写下了“批揽及此，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
紧接着道光皇帝在奏折上又写下了这样的话：
“今鸦片猖獗，宜当众销毁，俾沿海共见共闻，咸知震詟。”
通俗点说，道光皇帝就是让林则徐当众销毁鸦片，震动一下洋人们那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让他们都知道大清帝国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然而，道光皇帝做出这样的指示，完全是一种感情用事的体现，他并不了解广州当地实际的禁烟情况，当然这其中也有林则徐的责任。
林则徐或许只向皇帝陛下呈报了禁烟的结果，没将广州禁烟的来龙去脉向皇帝陛下汇报，又或许只是一带而过的汇报，导致道光皇帝误认为林则徐在广州完全掌控了禁烟形势。事实上，从结果上来看，这个看法并不错。但从过程来看，林则徐也不是完全采取强硬的措施去打压洋人，不然的话也不会在事后给予烟贩们补偿。
道光皇帝在遥远的北京城并不了解广州的禁烟过程，所以盲目地下达了要当众销毁鸦片的命令。既然皇帝陛下有旨，林则徐当然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甚至在这个“崇上”的大清帝国，下属总会把领导者的意图加以百分之二百地执行，所以虎门销烟，就成了一场彰显清廷强大，给予洋人们以震慑的政治行为。
道光十九年四月六日（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会同邓廷桢、豫堃等人在虎门亲自监督验收，经过两个多月的收缴，共计收缴鸦片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七箱零二千一百九十袋，计重二百三十七万六千多斤。
在收缴工作结束后，林则徐派人在虎门海滩挖了两座用于销毁鸦片的大池子，长宽各十五丈，前边有涵洞通海，从涵洞中可以将销毁的鸦片渣末放出去；后面有水沟，可以从沟里引出水来，把池子冲洗干净。
从道光十九年（1839）四月二十二日起，一直到五月十五日止，整整三个星期，林则徐每天亲自到现场监督销烟工作的进行。每天中午随着林则徐的一声令下，早在清晨就已经浸到池里的一百七十箱鸦片，随着食盐、石灰的加入，池子上方逐渐烟雾弥漫，烧化的鸦片渣末，随着大开的涵洞闸门，流到海里。
在三个星期的销烟过程中，除了那些不怀好意的烟贩在暗中咬牙切齿地观看之外，当时的虎门海滩挤满了普通百姓，很多人对这场销烟拍手叫好。
从明朝末年鸦片开始流入中国的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虎门销烟是规模最大、气势最盛、态度最硬的一次销烟活动。当然纵观当时大清帝国从朝廷到地方，一次销烟活动是无法解决鸦片猖獗全国这个大问题的。
更何况，朝廷的销烟活动触碰的是当时世界头号强国英国的利益，因此如果联系虎门销烟的后果去看，这实在是一场鸡蛋碰石头的较量，并且在碰撞之前，前者自认为坚固无比。
那么以常规思维去想，“坚固”的大清帝国既然如此强硬地销烟，必然有应对英国人如果发难的措施与预案。然而，如大家所知，事实并非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