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基本制度的变革探索在乾隆十三年画上了休止符，踩在近现代转型的门槛上，为何没有继续走下去?这是向市场自发力量的投降，对自然趋势的顺应?还是形势比人强，另有难言之隐?皇帝此后终其一生对此保持缄默，不作任何解释，也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
《乾隆十三年》，这名字乍看上去颇有些比附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的味道。有胆量这样为作品命名的著者，要么是市场嗅觉灵敏、初出茅庐而不畏人言的“青年历史发明家”，要么就确实是在本领域经年耕耘、“内功”深厚又能于往返于古今雅俗之间、心潮逐浪高的资深学者。
高王凌先生属于后者。他向来擅长借古喻今，或者应当这样说，读他的书，总有一种在不同时代间穿越、相看两不厌的阅读快感。他对于中国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政策的强烈问题意识总不时跃然纸上，这恐怕与其亲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政策研究与实践过程不无关系。
乾隆狩猎
在这本新著中，高先生用历史的显微镜，从经济、政治、文化几个维度，对乾隆朝的前十三年作了一个剖面分析，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老大帝国现代转型的一次重要尝试，以及这种尝试的戛然而止、急转直下以致功败垂成的全景。之所以会失败，绝非统治者庸碌无能。恰恰相反，这位皇帝是抱着一番独步古今的大志向，也确实有所作为、开出了一番新气象。这就很难以个人事功作为判准，只能说是体系的崩塌了。
对十八世纪以来中国转型的艰难历程，大致有这样几类典型的看法：一是西方中心论下的“冲击-回应”模式，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基本是历史的偶然，是对外力的一种被动反应;二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五阶段论，这里面带有一种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意味。
三是侧重讲中国自身的特殊性，以黄宗智先生为代表，强调人口压力、人地关系格局导致劳动相对于资本总是处于更具优势的地位，故而长期处于一种“无发展的增长”或糊口经济的停滞状态;四是同时反对上述三种判断，以王国斌、李伯重先生为代表，认为明清以来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已然孕育了诸多现代性要素，并取得了丝毫不逊于同时期西方的一些渐进转型成就。
以上述分类体系观之，《乾隆十三年》可归于第四种。作者试图在繁杂的历史材料中挖掘出特定行为主体在特定时代挣扎、折腾以转型求存之处。高先生受到法国学者布罗代尔和美国学者斯科特的影响较大，这不仅体现于本书，还有他此前对于中国农民“反行为”的系列研究中。
布罗代尔对十八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若干共时性特征的敏锐判断，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中观察到同一时期欧洲历史中国家触角的延伸、政府功能的扩大及其对社会领域的嵌入，凡此种种，都为高先生写作本书提供了很好的后见之明和分析框架。借用钱穆先生的概念，就是表达了一种“时代意见”。
人口的持续增长，这是前现代末期最明显的共时现象。在欧洲主要是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福利改善，降低了新生儿死亡率;在中国则是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政策放松的产物。在传统生产方式下，劳动力投入是农业产出的决定性因素，所谓精耕细作、集中种植，都依赖于此。
另一方面，人口繁衍也带来了需求的扩大，逐渐地，各省区之间开始根据某种比较优势，自发形成一定的产业集聚和功能区划。人口稠密的江南、两广一带俨然已大幅领先于广大中原、内陆地区，进阶到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
康雍乾时期，面对人口的超增长(短短一个世纪中由一亿增至三亿人)，倘若继续依循传统的治国理政模式，听凭小农经济自我调节，已明显捉襟见肘。康熙初步意识到人口问题的存在，试图以一种积极姿态加以应对，他说：“户口殷繁固是美事，然当预筹安养之策。”
但康雍两朝，无非只是在“多予、少取”上做文章，永不加赋、摊丁入亩，却终究没有出台一套系统性的经济对策来应对史无前例的人口转变和它所对应的全新的人地关系结构。政府力量的崛起，特别是对经济事务的深度干预，是十八世纪又一个显著的共时现象。
乾隆朝的前十三年，着重在农政、粮政这两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以此为突破口，在整顿吏治和社会治理方面也做了一些探索。乾隆七年六月的一份上谕中写道：“《周礼·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藩鸟兽。其为天下万世筹赡足之计者，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
乾隆九年又批示：“三农、园圃、虞衡、薮牧，何以非滋生养赡之术?”这其中渗透出的政策取向，就不单是着眼于一个粮食安全问题，而是要“爱民、养民、足民”，使民众通过种植经济作物、开展多种经营和专业化经营，实现过剩人口的“充分就业”。上有所好，地方官员更加不遗余力。
在乾隆皇帝多次通过批示申饬地方有司扩大政府职能，全面“留意于稼穑桑麻”后，以往多关注司法、社会领域事务的地方官员，逐渐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清代长期实施规避本籍的流官制度，这种全国范围内经常性的官员流动也把相对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带到落后地区。
《乾隆十三年》讲述了多例地方官借助此前的人脉网络、官场资源“招商引资”，引进新的生产项目，帮助当地百姓致富的故事。除了项目上的直接扶持，在财政方面，自雍正时期开始推行的“火耗归公”也专门划出一定部分作为地方建设资金，这就给官府劝农提供了充足的“弹药”。
更大的手笔出现在流通领域。乾隆前期，对国家粮食储备制度做了重大调整。从历史上看，储备政策的目标，本应是救济灾民，稳定物价。就国家统治者而言，也可以稳定压倒一切，避免饥民叛乱，然而这一良好的初衷却在执行过程中屡屡被扭曲。
其一，统治者将储备粮视作一种静态的资产，当赈而不赈。其二，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粮食流通体系梗阻。政府、百姓、粮食供应商组成了一个物流体系，任何一个环节发生梗阻，都会导致粮价异动。
而在粮食形势趋紧时，粮商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会“闭籴”，但这要受到粮食购销企业本身经营规模的限制，在古代还很少有能够影响全国粮食市场的私商，而一般地方性的大粮商，也会顾忌到相邻地区粮商会否乘虚而入挤占本地市场份额，故而断不会将“闭籴”进行到底;而恰恰是以本地田赋和人口为唯一考量(这也是古代官吏政绩观的约束)的地方官员，最敢于无视市场力量，坚决“闭籴”以确保本省供应，以邻为壑，独善其身。这些问题都是困扰历代王朝的老大难问题。
乾隆准备碰一碰这个钉子，改革粮食流通体制。乾隆初年的粮食储备规模超过三千万石，是雍正年间的三倍之多。时人的说法是，从前只是重大灾害才由政府出面赈济，小灾则全靠乡里互助调剂，从未有过“每岁赈恤之事”。这当然是不小的发展成就，但“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与今天类似，清朝储备粮亦分中央储备与地方储备两种。其中的中央储备主要为漕粮，起运贮存在京师，满足宫廷、政府机关与军队使用之余，可以下拨赈灾(即所谓“截漕”)。但就数量而言，中央储备常常远水不解近渴，还需依赖以常平仓为代表的地方储备。
按照国家财政安排，这些“地方粮库”每年春夏青黄不接之际出借(有息)，或平价出粜，秋冬籴还，逢灾年则发放给困难户。这里就存在一个“国有粮食企业”的最佳收购规模问题，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政府手中无粮，心中发慌，赈灾底气不足;但设若政府收购过量，多收了三五斗，国家储备多了，市场供应就要紧张，便要在物价上反映出来。更何况，在“永不加赋”这一财政预算硬约束条件下，总税收基本是锁定的，各类开支也就很难随物价变动而增减。
而粮价却是随行就市的，特别是乾隆初期，出现了长时间的轻微通货膨胀。如此一来，粮食的收购、保管，就是极大的问题，这是自汉代设立常平仓以来两千余年未尝有过的复杂局面。到底是藏粮于民，还是藏粮于国?以什么价格、何时购入?以什么价格、何时卖出?
“国有粮库”能否做到顺价销售?为防止谷贱伤农，是否采取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一旦出现亏损挂账，国家财政是否埋单?新粮与旧粮之间如何配比?储备粮怎样轮换以做到“推陈储新”?在这一进一出中上下其手、中饱私囊的“粮耗子”如何惩治?这些问题很快摆到改革者的面前。
乾隆十二年到十三年，全国米价上升，部分地区甚至发生了抢米风潮和大批群体性事件。皇帝本人亲自写信给各省督抚，命其陈奏米价腾贵缘由，各省督抚相继发表见解。就一个具体的经济问题而展开如此大规模的高层研讨，在当时并不多见。除了甘肃巡抚认为该省米价上涨系收成欠佳所致外，官员们指出了导致粮食流通不顺的诸多体制因素如人口增长、国家储备规模过大、收购速度过快、强买强卖、贪污亏空等等。不久后，粮食新政逐渐偃旗息鼓。
今人评价两百多年前这位皇帝的这番“折腾”，常语带嘲讽，嘲笑他如此不自量力，试图对偌大一个帝国进行“数目字管理”，妄图在那样一个贫穷的物质基础上开展“大政府”的实验，而几乎是同样的一些问题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仍在困扰着中国的执政者。这些评论，同样是一种“时代意见”。那么，当事人自己的“历史意见”是什么?乾隆新政背后的动机是什么?高王凌先生给出了他的答案：回向三代。
“三代之治”，是传统儒家政治理念的理想类型，也是历代政治追求的最高目标。它也可以说是康雍乾三代领导人的共同理想。所以乾隆在接班之初就曾高调表态，重申乃父遗训：“愿与大小诸臣交相儆勉，详思礼义廉耻之大者。身体力行，则人心风俗，蒸蒸日上，而唐虞三代之治，庶几其可复见也。
”从儒家治国理念来说，“回向三代”至少包括封建、井田、学校三项，分别关涉政治、经济和文教三项根本制度。在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清代始终未能放弃严苛的压制性政策。焦点就集中在封建与井田两项。这两者是什么关系呢?按照钱穆先生的思路，井田是封建制的基层机制，分封-世袭-推恩则是封建制的顶层设计。
这个设计得以维系的前提是地方自治、国际联盟及一套国际法准则(如弭兵大会即裁军谈判)。但它如同下棋，起初只是布点，不意从上而下的层层分封很快几何级数发展到星罗棋布，从下往上的农民自发开荒也很快实现了农耕对游牧、中原华夏向周边部族的围剿，起初在土地无限供给情况下的无限分封竟很快达到了极限，封建格子就此胀破。
于是，战国时追求的就不全是国际维稳和均势，甚至意在建立国际新秩序。对地图上的增量部分转而采取中央直接派员管辖的方式即郡县制，把各大根据地连成一片，也即由封建到郡县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出于集权的需要，清帝都不打算恢复封建，但确曾动过恢复“井田”的主意。
乾隆初年，黄宗羲、颜元等人都研究过如何从地主手中收田、限田以至于达到均田、井田的方法。乾隆也曾主持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土地制度改革研讨会”，要求大臣就历代均田、限田政策的执行效果发表看法、分析利弊得失，对如何从根本上消除贫富不均、消灭两极分化提出政策建议。
讨论趋向深入，皇帝也回到现实：“均田限田之制，虽属古法，而实不可行;盖民之贫富不一，必欲齐之，则诸弊以起。”于是，他开始在保护业权与保护佃权之间摇摆不定，最终发觉无法在土地制度上取得根本突破，转而劝谕业户减租减息，以改良租佃关系。
直到最后，把改革粮食流通体制作为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抓手——虽不能恢复井田，平均地权，但通过扩大政府职能，推动一些具有普惠性质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社会救济措施，以期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理想。
乾隆当然不会意识到他的王朝将成为帝国的终曲，但他的“回向三代”、追比先贤、希望创立不朽功业(晚年自诩“十全老人”)、实现一个帝国所能想象的最伟大复兴的梦想，却如落日余晖一般，耀眼而短暂。乾隆十三年后，这个颇具雄心的皇帝逐渐倦于政事，罕有提及什么宏大叙事、社会关怀，从理想之巅峰直入心灰意懒之谷底，更不免性情乖戾。
他愤懑于君臣、君民不能同心同德，政策传导、执行和落地的过程中总是充满各式各样的猫腻。他自视甚高，认为自己空有尧舜之志，却生不逢时，面对的是一群假公济私的贪官和顽劣不化的暴民。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丧气得很!他大抵也懂得“信任不能代替监督”，所以乾隆一朝诛杀贪官、整饬吏治倒也算得上风生水起，可王朝败象却总不见改观。
帝国基本制度的变革探索在乾隆十三年画上了休止符，踩在近现代转型的门槛上，为什么没有继续走下去?这是向市场自发力量的投降，对自然趋势的顺应?还是形势比人强，另有难言之隐?不管怎么说，这多少令人遗憾。
皇帝此后终其一生对此保持缄默，不作任何解释，也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伏尔泰在诗作中抱怨道：“我常给中国皇帝去信，直到而今，他没有给我一点儿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