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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为什么不能翻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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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下了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紫禁城北面的煤山(今景山)自缢殉国,明朝灭亡。由于明朝实行的是两京制,即除了国都北京外,还有一个留都南京,其行政机构设置和北京一样,也设有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国子监等机构。当京师陷落,皇帝殉国的消息传到南方后,做了两百多年“备胎”的留都南京便立刻开始运转,并组建了新的朝廷,历史上将这个由明朝残余势力组建的政权称为南明。

南明成立之初,形势还是比较有利的,除了有一套完整的行政班底外,南明还拥有数量庞大的军队,其中光是镇守武昌的左良玉一部,就拥兵八十万之众。“江北四镇”中,每镇都有数十万的兵力。此外,在福建、湖广等地的明军数量也相当可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形势一片大好的新政权,结果却不堪一击。仅仅过了一年时间,清军就轻松攻下了南京。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其实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跟南明建立之初的一件大事息息相关。正是因为这关键的一步走错,才导致了后面步步出错。这件大事就是南明在拥立新君问题上的争执。

中国有句老话叫“国不可一日无君”。因此,南明朝廷建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从明朝宗室中的诸藩王里面选出一位来做皇帝。从血缘亲疏方面来看,福王朱由崧(万历皇帝之孙、崇祯皇帝堂兄)显然是第一人选。可是,福王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当年在“国本之争”问题上曾和“东林党”大臣们结下了私怨。东林党人害怕福王登基后会找他们翻旧账,于是就主张国家在非常时期,应该拥立更为贤明的潞王朱常淓(隆庆皇帝之孙,万历皇帝之侄)为帝。但是,这一主张遭到了大部分朝臣的反对,甚至有小部分东林党大臣也认为拥立福王才是名正言顺之举。

在拥立新君的问题上,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最有话语权(南京兵部尚书为留都百官之首)。但身为东林人士的史可法虽然也想拥立潞王,可又担心这样做会造成内部分裂。经过再三权衡,史可法和时任凤阳总督的马士英达成协定,既不立福王,也不立潞王,而是拥立桂王朱常灜(万历皇帝第七子)为帝。这一折中方案虽然让大家都不太满意,但还算可以接受。

可是,史可法万万没想到,在他和马士英达成协定后,事态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弯。原总督京营太监卢九德是福王朱由崧的支持者,当他得知朝廷中的大臣们想拥立桂王为帝时,立即决定先发制人。福王和卢九德主动联系据守江北的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让他们以武力支持福王登基。三位总兵都想得到“定策之功”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立即应予。马士英回到凤阳总督行辕后,得知自己手下的这三位总兵都已投向了福王,为了自己也能成为“定策元勋”,他也顾不上当初的承诺了,抓住时机向福王表示了忠心。而在南京这边,蒙在鼓里的史可法还写信给马士英,痛斥福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个不可立的理由。结果这封信后来成了史可法捏在马士英手里的最大把柄。

此外,山东总兵刘泽清原本支持拥立潞王。可当他看到形势转变的后,为了能在“定策之功”上分一杯羹,也立即改变立场。这样一来,作为南京门户的江北四镇全部支持福王登基,定策之事就不存在什么悬念了。朝廷中的东林党人在既成事实面前无可奈何,只好违心地表示同意。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皇帝位于南京紫禁城武英殿,以弘光为年号,因此后人称其为弘光皇帝。

朱由崧虽然继承了大统,但朝廷中拥立新君造成的影响却还只是刚刚开始。马士英因“定策之功”进入中枢,成为内阁首辅。史可法则被调出南京,督师江北,失去了在朝廷上的话语权。此后一年时间里,弘光朝一直处在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与东林党人的内斗之中,军国大事反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弘光皇帝朱由崧昏庸至极,整日躲在后宫中享乐,不闻政事,更是加速了弘光朝的糜烂。

不过,比朝廷中内斗更严重的是,江北四镇总兵有了“定策之功”后,权势得到极大提升。从前江北四镇一直受文官节制,但自从弘光皇帝登基后,四镇总兵自恃“天子乃我辈所立”,开始变得骄横跋扈,拥兵自重,进而挟制朝廷。史可法虽名义上是督师,但却无法调动四镇的兵马,只能无奈地在江北四镇为争夺地盘相互火拼的时候,充当调解员的角色。因此,弘光朝廷虽然表面上拥有百万雄兵,可事实却完全对军队失去了控制。

1645年,清军南下,南明百万大军纷纷投降,弘光政权几乎没有做出任何有效抵抗就被击溃了。而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定策这个关键问题上的失误。如果当时大臣们能放弃纷争,上下一心,那么无论是拥立哪位藩王,都不至于让军队失去控制。皇帝本人再怎么不济,以南明所拥有的资源,无论如何也不会是这个结果。真是一步走错,步步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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