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故事
一、志向高远 立志济国
王安石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十一月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在这里一直长到九岁。家乡山清水秀，有青山碧水的滋养，他在这里博览群书，涉猎儒家、道家等各家各派的著作。尤其是儒家学说对他影响甚深，“入世”思想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牢牢扎了根。后来，他便随父辗转各地、居无定所，走遍大江南北，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各地风土人情、增长见识。王安石勤于读书，少小之时就胸怀鸿鹄之志。他曾有诗说明那时的心情：“男儿力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年纪尚小的王安石就有了建功立业、扬名天下的远大志向。然而，十五岁那年，父亲亡故，家庭支柱轰然倒塌，一家人陷入困境，家境急转直下，贫苦无依。但也正是困顿的生活磨炼了王安石的意志，使他励志苦读，力求能在科举考试中考取功名、名扬天下。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中进士，名列第四，时年22岁。本来就其文采而言，王安石会一举夺魁、独占鳌头，无奈考场仍离不开人情世故，所以他只好屈居人下。这件事对意气风发的王安石触动很大，愤懑过后，他隐忍了下来，也更加努力了。中进士后，王安石出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其实就是扬州知府韩琦官署的幕僚。做官后，王安石仍通宵达旦地读书。庆历四年（1044），王安石得子，取名芳。初为人父，王安石自是满心欢喜，对儿子寄予厚望。任期届满，王安石来到京城待命。庆历七年（1047），他出任鄞县知县。
王安石出任知县时，正值年富力强、豪气冲天的年纪，决心干一番事业。他深入实际、深入百姓，关心民众疾苦。看到百姓衣不蔽身、食不果腹的惨状，他于心不忍，力求改变这种状况。他认为，既为父母官，自己责无旁贷。在鄞县的第一年，他就利用冬闲时节，带领百姓修建水利工程，以期旱涝保收。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借高利贷深受盘剥，以致虽劳苦终生，却仍负债累累、妻离子散、饿死街头。看到这种状况，王安石决定将官粮以低息贷给农民，待收获时再让他们还给官府，这不仅大大改善了这种不公平的状况，还有利于增加政府收入。王安石还兴建学校等，这类兴利除弊的利民措施，在王安石任期不可尽数。三年任职期间，鄞县的社会秩序得到改善，王安石深得民心。当然，这些经历也成为王安石后来推行变法的直接经验。
皇祐元年（1049），王安石任满，离开鄞县，前往京城。皇祐三年（1051），因为政绩斐然，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刚过而立之年就有如此作为，可见王安石有着十分杰出的政治才能。至和三年（1056），二月，王安石任开封群牧司判官，正是在此任职期间，他的改革思想萌发了。如果说鄞县任职三年是为民兴利除弊，而此时，他更放眼于整个社会，力求针砭社会弊病。次年，他出任常州知州，大举兴修水利，因而得罪了当地富豪，被调往他处。嘉祐三年（1058）三月，王安石调任江南东路提典刑狱，他无意于本职工作，对经济却有着浓厚的兴趣。次年，他上书仁宗，叙说茶叶禁榷制度的种种弊端，尤其是官府借此搜括民财，茶叶价格甚高、质量又差、根本无法饮用等。他建议由商人运销、官府征税，宋仁宗采纳了此建议，效果非常好。
嘉祐四年（1059）十月，王安石应召进京，担任三司度支判官，时年三十九岁。自此，他身居皇城之中担任朝官，一步步走上了变法之路。
二、忠臣明主 宝剑砺锋
自入京师做官，王安石的改革思想渐渐成形，只是苦于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
三司度支判官掌管财政预算收支，对于王安石发挥“理财”才能是十分有利的，也使他有机会深入了解社会经济状况。嘉祐五年（1060）五月，王安石上《言事书》，洋洋洒洒，约有万言。他立足于全局，从宏观上分析了北宋的内外形势、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法。从北宋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出发，王安石说明了变法的必要性；接着论述了要解决危机，就需要有一批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来辅佐皇帝，并说明培养人才的方法；还阐述了开支不足的原因所在，将之归结为不注重“理财”。然而，此次上书并未引起宋仁宗的重视，仁宗历经范仲淹时期的变法，此时已毫无斗志。但王安石的一片忠心得到了仁宗的肯定，仁宗任命他为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书；同时，也起用一部分新人。这一年，王安石已四十一岁。
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英宗即位。英宗在位仅四年时间，朝中又诸多变故，朝臣们意见不一，相互倾轧，王安石得不到重用。同年八月，母亲病逝，王安石辞官守孝。这期间，有些权臣已觉察到了王安石的变法意图，害怕这种意图一旦得到实施，自己的利益就会遭到损害，趁机将矛头指向王安石，对他恶言中伤，继而又捏造事实大肆诋毁。
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即位。神宗在当太子时，就深为王安石的政治才能所折服；即位时，年方二十岁，很想有一番大的作为，成为一代明君。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即位后不久，神宗就任命王安石知制诰知江宁府。熙宁元年（1068）四月，神宗又授予王安石翰林学士兼侍讲一职。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问他治国之策，王安石对答如流，言论切中要害，深得神宗的赏识。
不久之后，神宗又问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王安石退朝后，上奏《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详述了这一问题。在这篇文章中，王安石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北宋社会并不像皇帝所说的太平无事，而是在看似繁盛的表面下隐藏着很大的危机：在用人方面，“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义，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建议要效仿“古人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来商讨国家大事；在治理方面，“农民坏于差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兵士杂于疲劳，而未尝申敕训练”等；在理财方面，“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勤忧而国不强”的原因正是“大抵无法”。同时，他还指出科举考试中存在的弊端，尖锐而恳切。宋神宗看了王安石的奏折之后深受震动，震惊于社会现实的种种弊端，感动于王安石的拳拳之心。此时的神宗已下定决心支持王安石变法。一场轰轰烈烈、名垂千古的变法运动即将拉开帷幕。
三、熙宁变法 大展宏图
熙宁二年（1069）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此后又设置专门的议变旧法的机关——制置三司条例司，由陈升之、王安石主管。王安石推荐吕惠卿作为自己的助手，开始拟定变法的种种具体措施。
熙宁二年七月“行均输法”；同年九月“行青苗法”；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立保甲法”；同年“行免役法”；熙宁四年（1071）十月“立太学生三舍法”；熙宁五年（1072）三月“行布易法”；同年五月“行保马法”；同年八月“定方田均税法”。由此可以看出，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包括理财、整顿治安和军备、改革科举与学校制度三个方面，而理财是变法的核心内容。
（1）均输法。均输法实施的宗旨是“徙贵就贱”，也就是京城所需物资的采购要以价格低廉、路途较近为原则。具体方法是政府拨给发运司五百万缗（一缗是一两银、一石米、一匹布、一贯钱的综合）作为其本钱。薛向担任发运使，负责淮、浙、江、湖六路上供物资的输送。均输法可有效调整物资的供求关系，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但同时也存在很多弊端。第一，由于“官员拘于弊法”，不知道京师的需要和六路上的供应情况，无法及时进行调整；第二，因为“各路上供，岁有定额”，丰年不多征收，歉年必须收足，“上供之地转输劳费，而京师则半价卖出”，这就使富商大贾得以操纵市场，从中渔利。第三，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和矿产品无法自由流通，对商品市场的发展也是一个极大的阻碍。
（2）青苗法。青苗法源于对既得经验的总结。“陕西转运使李参，以部内粮储不足，令民估计麦粟产量之盈余，失贷以钱，俟谷熟还官，号‘青苗钱’”。条例司要求诸路都依照陕西的做法，“民愿预借者给之，令出息二分，随夏秋税输纳，愿输钱者从其便”。青苗法的推行有利于抑制高利贷商人对农民的盘剥，受到了农民的欢迎，如南方之民认为“皆便之，无不善者”。然而，在实际推行过程中，青苗法也带来了损害，“官吏不体此意，均配摊派，反成骚扰”。青苗法虽名义上只收取百分之十利息，二次借贷收百分之四十利息，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官员与奸商相互勾结，用折计现钱，陈米借出、新麦偿还，控制谷物价格等手段，借贷的农户仍是受尽盘剥，陷入还债的深渊之中。
（3）农田水利法。其主要内容是发展农田水利，鼓励开荒，制定整治河道的规划，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这项措施体现了王安石的“以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的思想。农田水利法实施之后，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大量荒地得到开垦，黄河得到治理，兴修了很多水利工程等等。
（4）免役法。免役法代替了以往实行的差役法。它的主要内容是承担徭役义务的人不再服徭役，而是出钱募役。实施此法的初衷是免除民间所承担的徭役，同时增加政府收入。实施的效果确实达到了目的，但它仍是一项弊端极大、争议最多的措施。原先差役法是由农村五等主户分别承担职役与力役，但很多主户逃避差役。免役法要求“计民之贫富，分五等输钱”，“官户、女户、寺观、单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输钱”，同时“又增取二分，以备水旱欠缺”。这样，官府收上钱来之后，再出钱募人充役。免役法虽明令“等均取雇值”，但实际上地方官员可以任意出入；免役法将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劳动力转变为占有劳动者的货币，这就使得交纳免役钱的人必须将劳动成果换成货币，这又会遭受到商人的剥削；同时因为免役法每年都征收，而差役数年才轮流一次，这实际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很多农户被逼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以致民怨沸腾。
（5）市易法。此法的实行，实质上是以国家所藏库帛“置市易务于京师”，不久就在各路推行。市易法的实行，有利于保护中小商贩和外来客商，但政府从事商业，从长远上讲不利于商业的发展，再加官员与豪商勾结起来，控制价格，反而坑害了平民百姓。
（6）方田均税法。该法包括方田法和均税法两个方面的内容。由于北宋并不反对土地兼并，因此富豪地主大量兼并、侵吞土地，并千方百计隐瞒土地的数量以逃避税收，这就大大损害了国家的税收政策。方田法就是要解决隐瞒土地问题的，但实际推行过程中，一整套既定措施根本得不到实行，成为一纸空文。推史料记载，实行十四年之后，所丈量出的土地亩数还不及耕地总数的一半，反而扰民耗财。
（7）保甲法。王安石实行保甲法意在解决“寇道充斥、劫掠公行”的现象，控制人民，增强国家的军事力量。然而保甲法不利于农民安心生产，不利于人员的流动。
除上述各项措施之外，王安石也在科举制度和学校制度方面采取了不少改革措施。如他注重科举取才的实用性，废除明经科和科举诗赋，以《诗》、《书》、《易》、《周礼》、《礼记》为本经，《论语》、《孟子》为兼经，要求考生联系实际回答问题，以求选拔经世治国之才。王安石还注重学校制度的改革，“立太学生三舍法”，分生员为三等，上舍生成绩优异的，可“免发解及礼部试，召试赐第”。
王安石的结局如何？
变法之路，困难重重，来自各方面的阻力阻挡着变法的前进。随着新法的推行，改革派与保守势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化，改革派内部也是争权夺利、分崩离析。再加上王安石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急躁冒进、用人不当，本要利民、反而扰民，因此招致诸多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
均输法刚刚出台，就招来一片反对，到颁布青苗法时，这种反对愈加强烈。韩琦身为元老重臣，极力反对青苗法；翰林学士司马光也上奏说青苗法使得“士夫沸腾，黎民骚动”；熙宁四年（1072），监察御史刘挚、御史中丞吕诲上书言免役法“有十害”。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反对声不绝于耳，改革的支持者宋神宗也不免疑虑重重，无从决断。熙宁六年至八年，旱灾频仍，灾民四处流亡，无以为生，保守势力趁机上“流民图”，并将之归结为变法带来的恶果。灾民无衣无食的惨状使宋神宗深受震动，竟夕不眠，示之后宫，后妃也落泪不止。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神宗变法的决心。
熙宁七年（1074）四月，宋神宗下求言诏，司马光“上疏言青苗、免役、市易及四夷用兵不便”，“王安石罢相，知江宁府。以韩绛同平章事，吕惠卿参加政事”。吕惠卿在变法之初确实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随着手中权力的扩大，他开始醉心于权力的争夺。为了独掌相权，他排挤韩绛，并千方百计阻挠王安石再次任相。韩绛不满他的做法，力劝宋神宗再次起用王安石。熙宁八年（1075），“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王安石复相”。
王安石复相之后，变法的形势并未得到好转，改革派内部更是争权夺利、倾轧不已。吕惠卿处心积虑地想代替王安石，就在宋神宗那里恶意中伤他，用心险恶，以致神宗罢免吕惠卿参知政事一职。与此同时，神宗对王安石也不像以前那样言听计从、无比信任了。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之子王芳暗中唆使人诬告吕惠卿向华亭县借款购田，事情败露，王芳抑郁成疾而死。王安石老年丧子，悲痛之极，看透世事，对政治上的是是非非已心灰意懒，遂向宋神宗上书辞职。同年十月，“王安石罢相，出判江宁府”。次年，王安石又辞去江宁府职，只是保留着虚衔而已。
二次罢相时，王安石已五十六岁了。他退居江宁，在山半坡筑起一座简简单单的庭院，自号半山老人。暮年的王安石身心俱疲，遂皈依佛教，以求精神的慰藉。他过着闲散的隐居生活，谈诗论文，参禅味道，游山玩水，醉心田园。
可也凑巧，吕惠卿也恰在此时出任江宁知府。他前往拜见王安石，希求尽释前嫌，王安石欣然接受。后来，与王安石相见，苏轼途经江宁，曾经反对变法的两人捐弃前嫌，同游蒋山，把酒临风，畅意而归。此时的王安石已经不那么执著政见、凌厉逼人，变得平和、质朴了。
不过，宋神宗并未将在野的王安石忘于脑后，元丰三年（1080），加为“荆国公”；神宗病死之前，又加之为“司空”。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保守势力控制了政权。不久，司马光出任宰相，尽废新法。元祐元年（1086）三月，“罢免役法”。此事对王安石打击很大，毕生心血转瞬被废除殆尽，他忧郁成疾。四月，王安石去世，时年六十七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