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持边境安宁，赵匡胤对周边的少数民族“悉心绥抚”，对于那 些不能遵此办理的大臣，不管有多大的功劳，都予以撤换。灵武节度使冯继业经常出兵夺取羌人的羊马，引发骚乱，赵匡胤即罢免冯继业，改用段思恭驻守灵州。段思恭矫正了冯继业的过失，按赵匡胤的旨意对羌人悉心绥抚，使边境安定下来。段思恭也由此受到赵匡胤的丰厚奖赏。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消除唐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藩镇跋扈的局面，使赵宋王朝能够长期巩固下去，太祖皇帝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改革措施。
杯酒释兵权只是宋太祖军事制度改革的一个开始。之后，三项主要的改革措施相继推出：
第一，建立枢密院制度。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主管调动全国军队，分掌军政大权。三衙掌握着禁军，但是没有调兵和发兵的 权力；枢密院有发兵、调兵之权，却不能直接掌握军队。这样就使得调 兵权与领兵权各自分离，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对军队的控制。
第二，内外相维。宋太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在京城，一半戍守各地，但京城驻军又多于外地任何一个地方，随时可以平定外地叛乱。而外地的军力联合起来也足以抗衡京城驻军，这就使得内外军 队互相制约，都不能发生变乱。
第三，兵将分离。采用“更戍法”，驻屯京城的禁军和驻在外地的 禁军都必须定期调动。京城驻军要轮流到外地或边境戍守，借着士兵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使将官无法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声望，当然也就不能率兵与朝廷对抗了。
为了消除那种专制一方的藩镇，宋太祖采用了强干弱枝的方略，主要内容有：
第一，削夺其权。将节度使驻地以外兼领的州郡划为京师直属，同时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县等地方官，直接对中央负责，向朝廷奏事，不听令于节度使。对于那些一直盘踞一方的节度使，宋太祖同样以“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将其逐一罢免。
第二，制其钱谷。将地方财权收归中央。宋初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除留少量应付日常经费外，其余的钱帛全部上交中央政府。
第三，收其精兵。各州长官需把藩镇所辖军队中骁勇善战的人选送到京城补人禁军，又在地方上招募强壮的民众到京城当禁军，这样使得中央禁军集中了全国精兵，地方上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编成地方军，已无军事力量可以同中央抗衡了。
在官僚制度方面，削弱宰相权力。宋太祖即位后，宰相奏事仍然沿用旧制，坐在凳子上向皇帝陈述。一天早朝，他突然对宰相王溥、范质说：“我眼睛有些昏花，你们把奏疏送上前来。
”在范、王二人离开座位 的时候，侍卫悄悄地将他们的座位都搬下殿去。之后，宰相在皇帝面前也要像其他臣子一样站着奏事了。宋太祖不仅从形式上降低宰相的地位， 而且将原属于宰相的军权交枢密院掌握，财权则交三司使掌握，宰相的权力仅限于民政。
在削弱相权的同时，在百官中推荐“官、职分离，互相牵制”的任官政策，如设立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这样就可以使各部门长官相互制约。宋代官制中，“官” 是品级，只是据此享受俸禄；“职”是殿阁、馆阁学士一类的荣誉称号， 同样没有实际权利。
只有由皇帝或书省“差遣”的临时职务才能够执行实际权力。任官时职、权分离，名、实混淆，可以使任何官员都没有办法将权力、荣誉和威望集于一身，权力大的不一定职高，职位高的却可能没有权力。
为扩大统治基础，宋太祖改革和推进了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 宋初时对科举考试的范围大大放宽，不管家庭贫富，只要具有一定的文化的人，都可以前往应举。赵匡胤还规定了极为严格的考试制度，以防止权贵子弟舞弊。
宋太祖还着力于改变重武轻文的社会风气，他在即位之初，就下令修复孔庙，开辟儒馆，延用名儒。针对五代时期文教不兴，学校荒废的情形，他下诏拨款增修国子监学舍，当国子监开学讲书的那一天，他还专门派人送去美酒等以示祝贺。
宋太祖认为，乱世用武，治世用文。随着文教的振兴和开科取士的增多，大批文人进入统治集团，原来只作为装点摆设的文臣开始逐步取代武将，在政治领域活跃起来。
由宋太祖主导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加强了宋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统一安定的政治局面，为后世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宋太祖所创立的这一整套也成为宋室世代奉为圭臬的“祖宗家法”。
不过，太祖皇帝的这些防弊之政、立国之法，也有其不利的一面。 “杯酒释兵权”使武职官员形同虚设，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虽然成功地 防止了军队的政变，但却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
官僚机构重叠，互相 牵制，造成“冗官”、“冗费”与日俱增，而办事效率又极为低下。到了北宋中后期，太祖皇帝的“祖宗家法”终于使这个国家陷入了积贫积弱的局势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