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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为何要发动玄武门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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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鼎盛王朝都是踏着一条鲜血和白骨铺成的路而来。李世民就是通过发动“玄武门政变”,残杀自家兄弟,不光彩地登上帝王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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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李世民不是个不讲人伦的人,因此,可以想象,“玄武门政变”是李世民一个解不开的心结。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李世民冒天下之大不韪,打破了历代皇帝不能调阅记录自己言行的《起居注》的惯例,成为日后修订历史的重要疑点。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就明确地指出,《太宗文皇帝实录》中关于玄武门之变的部分不可轻信。

时至今日,经过千余年时间的冲刷,“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早就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而人们面对那千年的历史迷雾时,依然充满探求欲。

揭开这层迷雾,首先应该对太子李建成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历来史书所记载的李建成,阴险狡诈,好色贪功,让位于襟怀磊落、英明神武的李世民实属应该,否则中国就不可能有大唐盛世。然而,透过历史的重重浓雾,我们隐约看到,李建成与上述形象是有很大距离的。

首先要说的是李建成的能力。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李家起兵之前,李建成与李世民兄弟并肩作战,所起的作用不相上下。李渊晋阳起兵之后,李建成西渡黄河,攻克隋都长安。随后李世民攻下王世充占领的洛阳。当时,长安的战略地位并不亚于洛阳,甚至犹有过之。李建成在战争初期即占据长安,顿时使唐军成为最有希望问鼎中原的一支割据力量。此后,蜀地的势力不得不下决心依附于唐,西秦霸王薛举被切断在西北成为孤军,王世充占据的洛阳以西也成了死路,当时蠢蠢欲动的突厥更是不得不顾忌强大的唐军,以及坚固的长安城而按兵不动。随后,李建成又与夏王窦建德相持,将当时气势正盛的夏军挡在太原之外,军功与李世民相比毫不逊色。虽说李世民更善于用奇兵,并且有虎牢一战的经典战例,但是并不能就此认定李建成的军事能力比李世民差很多。

李世民的军功高于李建成,很大一部分原因还在于李建成是太子,后来只镇守长安,没有太多上战场的机会。这样的人物历史上比比皆是,诸如隋炀帝的哥哥杨勇、康熙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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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李建成的人品。史书上最不堪的记载大概就是其与父亲的妃子通奸。有史书说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即玄武门之变当年)密奏高祖,说李建成和李元吉淫乱后宫,但李渊没有采取过激的行为。这一点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就算李渊脾气再好,也不会窝囊到让此事不了了之,并且到对当事人继续宠幸的地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含糊道“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或许这条罪名本就是莫须有的。

无论是在正史中,还是在稗史小说中,李建成搞内斗的智慧并不高明。虽然他一直以阴谋家的身份出现,但其阴谋却屡屡失败,而弟弟则一举成功。这一点让人不能不认为,李建成根本不擅长窝里斗。事实上,李建成不断排挤李世民,起初确实不完全是他的本意,其三弟李元吉在背后点了不少邪火。后来感受到了威胁,才开始主动地排挤这个弟弟。

反过来再看李世民。正史中,李世民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可谓一忍再忍,直至忍无可忍,是忠义孝悌的道德典范。那么,在玄武门之变之前,李世民究竟是否真的一直在被动地忍让呢?似乎不是,相反,根据史书的记载,李世民确有代替李建成的想法。

根据史书记载,武德四年,李世民攻打洛阳前带房玄龄拜访了远知道士,远知预言:“你将作太平天子,愿自惜。”李世民对此话非常重视,当年攻下洛阳后,他招贤纳士,设天策府、文学馆,俨然君王气派。大概此时他已坚定了夺位于建成的决心。

当时大臣封德彝便注意到,李世民自恃功勋卓著,不太甘心居于太子之下。可见,在与李建成、李元吉的斗争中,李世民于情于理都处在主动出击的位置。只是,李建成得到了弟弟李元吉以及后宫、朝中多数高官,甚至父亲的支持,李世民不可避免地处于弱势地位。形势要求李世民必须不断示弱退让,保存实力,营造环境,以求一击必杀。

史书中有一件事让人生疑。突厥退兵后,李渊命兄弟三人进行骑马射箭比赛,一分胜负,李建成将一匹劣马给了李世民,结果劣马失蹄三次,李世民都适时跳离马背,免于遭殃。此事疑点重重,更像是李世民设的陷阱,理由有三:第一,李世民与李建成明争暗斗多时,如何会让李建成为自己挑马?第二,李建成明知李世民久历沙场,骑术高超,不可能不识蹶弓劣马,却在父亲和众目睽睽之下使出这等拙劣手段,他的智商会如此之低吗?第三,李世民即便碍于情面骑上劣马,一蹶即当换骑,如何三蹶?只能理解为,李世民故意放大事态,让父皇和大臣看到李建成是有意加害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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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门之变前两三天的一件事,也是决定性的事件,疑点更大。当天,李建成、李元吉招李世民入宫宴饮,给他喝了毒酒,结果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数斗”,却大难不死。更不可思议的是,“吐血数升”的李世民,竟然在几天后就生龙活虎地出现在玄武门前,力挽强弓射杀了长兄李建成。用现在话说,这真是把读者当白痴了。

由上可以判定,我们从史书中看到的李世民是被施以重彩的,费心费力为他上妆的,应该就是他手下主管编修《国史》《实录》的房玄龄等人。

当然,李建成也主动出击过。面对日益增加的秦王势力,太子李建成无疑比任何人都要焦虑。他的对策就是分化、瓦解秦王府的文武将佐,企图孤立李世民,再一举消灭他。然而,李世民的策略要高出一筹,他将计就计,让手下假装离开长安再偷偷潜回天策府。之后他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收买了许多东宫势力下的要人,其中两人在玄武门之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是王晊,他在玄武门之变前一两天向李世民密奏说“李建成、李元吉正在密谋害秦王”,结果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召集部下策划政变;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人物是玄武门总领常何。正是由于常何的合作,李世民才能够伏兵玄武门,袭杀李建成、李元吉。而这个常何早在洛阳之战时便追随李世民,后虽曾跟随李建成征讨河北,但入长安却是奉李世民之令。由此,不由得让人怀疑,常何是李世民处心积虑埋在建成身边的一颗棋子。

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资料,仅见于房玄龄等人删改的《国史》、编修的《实录》,后来的新旧《唐书》等正史均取材于此。在稗史中竟然找不到其他有价值的资料,不能不叹服李世民与其史官心思之缜密。只可惜,事实再怎么掩盖,总会露出些端倪,一点一滴留之后世,真相也就这样一点点重新见光。

李世民篡改历史对后世的治史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自此,历代正史收归官修,像太史公一样的个人修史,在原则上不被允许,称为“稗史”,相关文简不受国家的保护。而官修史书的最大弊病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一切以当局的利益为重,统一思想,删益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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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史书自从收为官修之后,除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外,再未有散发生命力的作品。而之前,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未曾掩盖历史,司马迁则是千古史笔千古文章,班固、范晔虽然稍逊也是直道而为,陈寿虽有私于魏也还未曾昧心删改。自唐太宗开始,史家之风开始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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