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指西汉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的治世。汉初社会经济衰弱，文景二帝推崇黄老治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
文景之治的成果
在薄税劝农，与民休息的政策指导下，经过文景二帝41年的治理，迎来了西汉前期的太平盛世。
首先是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从汉高祖即位(前202)到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前后共62年间，西汉王朝实行的是中国古代堪称典范的轻徭薄赋政策，农民的负担是最轻的。晁错在其《重农贵粟疏》中曾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这是一般农家的状况，百亩产量为100石，文帝时一石粮价为500钱，100石总收入为50000钱。按照十五税一计算，农民负担占其总收入的7.16%，按照三十税一计算，农民负担占其总收入的3.86%。从文帝十三年(前167)起，又连续免除全国田赋长达11年，在这期间，农民来自农业税的负担没有了，这在君主专制社会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西汉前期七十余年农民负担一直很轻是历史上公认的。
其次是人民富足，社会安定。西汉由于农民负担长期得到减轻，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出现了社会安定和谐的“文景之治”。史称：惠帝吕后之间，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户口浸息，刑罚用稀;文景之世，国家元气恢复，社会安定，府库充实，人民生活近于小康。《史记·律书》记载文帝时，“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米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至汉武帝时期，因“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富足。……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牸牝者槟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外，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仁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这样的安康和谐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再次，经济发展，国家财政充实。由于经济得到发展和繁荣，国家财政与建国初相比，出现了天壤之别。如文景时，“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至汉武帝即位时，国家财政又上了新台阶。“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国家财政实力如此雄厚，也是在中国君主专制社会少见的。
由此可知，西汉以“文景之治”为标志的太平盛世，是通过轻徭薄赋政策取得的。汉初“无为而治”的国策，也不是无所事事、放任自流的“无为”，而是积极“有为”的。那就是为农民建立平静稳定的生产环境，努力把对农民生活生产活动的干扰降低到最小，努力保证农民的劳动得到稳定的报酬。在排除农民生产干扰方面，一是减轻政府对农民的赋役负担，二是打击豪强对农民的侵害;在保证农民收益上，一方面大幅度减免农业税，一方面通过财税政策稳定物价。太平盛世，国家的财政收入多、富人的收入高不是标志，更重要的是看人民的富足程度，尤其要看农民的富足程度。由于文景两帝的政策，适当调整了生产关系，使之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对当时的君主专制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汉初以来，特别是文景时期的政治权力正在某种程度上按着合乎君主专制经济发展的方向起作用的，所以，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比较快一些。
经过劳动人民几十年的辛勤劳动，到景帝末年和武帝初年，社会和国家都已经比较富庶。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由此可见，文景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确实称得上是太平盛世，因此史家称这段统治时期为“文景之治”。文景之治是在汉朝统一王权的统治下，统治阶级顺应历史发展，采取与时代相应的统治政策，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因而促进了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空前盛世。
文景之治的影响
一、基本建成封建社会制度。
秦朝国祚短暂，中华帝国三大特点：中央集权，官员代理和伦理治国只完成其二。汉承秦制，但又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旧制，建立新制，是文景之治的历史贡献。文景之治前后长达四十年，解除封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处理前代积弊，经过两代皇帝的治理，基本上建成封建社会制度。
二、道家思想登入殿堂。
汉朝成立之初，刘邦曾问群臣秦之所以灭之的原因，当时以陆贾代表的黄老新思想家认为秦之于专任刑罚，提出了无为而治的主张。为此，陆贾“粗述存之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陆贾的无为而治的主张，被认为以《老子》为理论基础产生的黄老新道家，后来被汉初统治者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在文景时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继承和发扬。道家思想首次为国家统治者应用，为“休养生息”政策的治定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产生了积极影响，受到后世各个朝代的重视。
三、为汉武盛世打下坚实的基础。
文景时期经济发展，国家财政充实，开创了西汉帝国的升平时代，使当时的社会经济稳定的向前发展，为汉武大帝刘彻将西汉推向极盛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被后世尊为中国农耕社会的第一个治世，为汉武帝北伐匈奴奠定了基础，同时进一步确立了以汉族为主干的统治基础。
四、废除肉刑，推进中国法制、世界法制进步。
中国在全世界率先进入文明、人道的刑罚制度，从世界法制史来讲，废除残害刑、肉刑，是从中国开始，在世界其他国家废除肉刑两千多年前即采取了这种改革。汉文帝时期发生的缇萦救父事件引发了中国历史的刑罚革命，中国第一次、也是全世界第一次废除肉刑，不仅改变了中国法制的进程，而且扭转了世界法制的方向，是法制史的里程碑。
《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十》载：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年)，有人控告齐国太仓令淳于意，朝廷根据刑律、罪状，判定淳于意处肉刑。淳于意最小的女儿淳于缇萦一路跟随押解父亲到京师受刑的囚车，抵达长安后上书汉文帝申诉冤情，文帝看到淳于缇萦的诉状，悲悯她的心意，于是赦免淳于意，并在当年废除肉刑。这就是历史典故缇萦救父的来历，二十四孝之上书救父。文景时期，连坐、肉刑基本废除，景帝时将肉刑改为笞刑，并不断减少次数，提倡治罪严格依法办事，犯罪人不服，要允许申诉，重新评议，保证了法律的公正性，是世界法律史的一大进步。
五、民主政治的初探。
恭谨从俭是汉文帝刘恒开明政治思想的闪现，中国古代就有“进善旌”、“诽谤木”的说法，就是把不同意见写在旗上或木头上，反映古人要求言论自由的愿望。秦国制定了“诽谤妖言”罪，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只能遵守不能议论，议论就是犯罪，轻则发配，重则砍头。这种做法非常危险，汉文帝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历史的教训，汉文帝认为要寻求治国的好办法，必须大胆使用进谏人，广泛听取不同意见，使君主不断改变自己的过失，少犯错误，这样才能真正找到治国的新方法。汉文帝要求各级官员直言纳谏：“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宁”。汉文帝认为，一个皇帝的德行十分重要，自己的德行好坏，直接影响百官，百官的德行好坏直接影响民众。百官出现了错误，皇帝脱不了干系。文帝这种宽大的胸怀，开明的政治思想给汉王朝带来新鲜空气，可以说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初探。
不足
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归到底是地主阶级的政策。其目的是为了稳定和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实则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例如，文景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于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因此，在文景之治安定、富足的另一面，就是土地兼并势力的日益发展。同时，文帝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对同姓诸侯王的权势虽曾有所限制，但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合谋叛乱，应当说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