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英主孙权定江东

在波澜壮阔的三国时代，孙权作为东吴政权的奠基者，其雄才大略与政治智慧往往被曹操、刘备的光芒所掩盖。然而，正是这位年仅十八岁便继承父兄基业的年轻君主，在群雄割据的险恶环境中，不仅稳固了江东根据地，更将其发展成为与曹魏、蜀汉鼎足而立的强大政权。孙权定江东的过程，是一部充满危机、抉择与辉煌的史诗，其成功绝非偶然，而是战略、用人、外交与内政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孙权接手江东之时，正值内忧外患之际。其兄孙策遇刺身亡，留给孙权的是一个表面上占据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等郡，实则危机四伏的摊子。当时，江东本土的豪强大族如陆、顾、朱、张等，对年轻的孙权持观望态度，部分甚至心怀异志；而庐江太守李术更是公然反叛，山越部族则时常扰地方，外部则面临曹操、刘表等强大势力的潜在威胁。孙权的首要任务，便是稳定内部，树立权威。

在张昭、周瑜等核心辅臣的坚定支持下，孙权迅速采取行动。他一方面以雷霆手段平定李术叛乱，将其彻底剿灭，向内外展示了不容挑战的统治决心。另一方面，他采纳鲁肃提出的“榻上策”，确立了“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长期战略蓝图。这一战略的核心在于首先巩固江东，再图进取。为此，孙权开始大规模招揽人才，无论是江北南渡的士人如张昭、诸葛瑾，还是江东本土的精英如陆逊、顾雍，他都能量才任用，委以重任，逐渐构建起一个稳固且高效的政治军事集团。

在军事上，孙权定鼎江东的关键步骤是彻底肃清境内的反抗力量，并积极向外扩张。其中，对山越的长期征伐与安抚是重中之重。山越是居住在江东山区中的土著民族，他们依阻山险，不纳王租，并且常常成为地方割据势力利用的力量。孙权派遣多位将领，如贺齐、陆逊、诸葛恪等，采取“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的策略，既平定了叛乱，又为东吴军队补充了大量兵源，同时增加了国家的户籍和赋税。下表简要列举了孙权时期几次重要的山越征讨行动：

对外方面，孙权展现出灵活而务实的外交手腕。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大军南下，意图一举吞并江东。在张昭等主和派占据上风的不利情况下，孙权力排众议，采纳鲁肃、周瑜的建议，毅然决定与刘备联盟，共同抗曹。这场决定天下三分格局的赤壁之战，以孙刘联军的大获全胜告终。曹操北遁，孙权不仅保住了江东基业，更借此战役极大地提升了自身的声望和实力，并顺势向长江中游的荆州地区扩张。

然而，联盟因利益冲突而充满裂痕。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乘关羽北伐襄阳、后方空虚之机，派遣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并擒杀关羽。这一行动虽然使孙刘联盟破裂，引发后来的夷陵之战，但从东吴的战略利益来看，它使得孙权完全控制了整个长江中下游防线，实现了“榻上策”中“竟长江所极”的战略目标，将江东的安全纵深向西极大地推进了。

黄武元年（222年），在夷陵之战中，新任大都督陆逊以火攻大败刘备的复仇大军，彻底巩固了东吴对荆州的占领。此战之后，三国鼎立的疆域格局基本定型，孙权的统治达到了顶峰。次年（229年），孙权于武昌（今湖北鄂州）正式称帝，国号吴，史称东吴或孙吴，这标志着孙权定江东的事业最终完成，从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升格为与魏、蜀平起平坐的帝国。

孙权的成功，还离不开其对内政的精明治理。他非常注重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江东地区大力推行屯田制，设立典农校尉等官职管理屯田事务，保证了军粮供应和流民安置。同时，他积极发展手工业和水运，并派卫温、诸葛直航海到达夷洲（今台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大陆与台湾的联系，展现了东吴在航海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以及对海洋的探索精神。

综观孙权定江东的历程，他并非一个单纯的军事征服者，更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他善于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抉择，无论是赤壁的联刘抗曹，还是荆州的袭取关羽，都体现了他权衡利弊、务求实利的政治风格。他深谙用人之道，能够团结各方力量，使江北士人与江东大族为其所用。最终，他将一个风雨飘摇的割据势力，经营成一个政治稳固、经济繁荣、军事强大的帝国，奠定了东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国祚。尽管晚年多有失策，但其早年定鼎江东的功业，足以令其跻身于三国时代最杰出的统治者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