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名的“南宫论功”中，刘邦盛赞张良“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对他充满了敬佩、感激之情。而且在“汉初三杰”之中，刘邦对张良始终最为信任。不论是在楚汉之争中，还是在安定汉初政权的进程中，张良一直是刘邦所倚重的首席智囊。
一、从“博浪椎击”到“纳履圯下”
张良（？—前186），字子房。其先世是战国时期的韩国贵族。祖父张开地、父亲张平，先后担任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安〖〗王、悼惠王等五位韩国国君的丞相。因此，张氏有着“五世相韩”的家世仕宦荣耀。张平逝世后二十年，秦国灭韩国。当时张良还年轻，未曾在韩国入仕做官。韩国灭亡之后，张良立志为故国复仇。张良出身贵胄世家，资产自然不菲，家中有僮仆三百人，其弟不幸死去，他不经营丧葬之事，却把全部家财用于寻求勇士图谋刺杀秦王。
张良曾经东游，求见著名隐士仓海君，寻得一位力大无比的勇士，定制了一个重达一百二十斤的铁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张良利用秦始皇东游之机，开始实施谋划已久的“刺秦”行动。秦始皇路经博浪沙（今河南原阳东南）时，张良亲率大力士设伏并且发动了狙击秦始皇的刺杀行动。大力士将足以致命的大铁椎抛向秦始皇的车驾，可惜的是，并没有命中，只是误中副车。由于张良事先经过周密安排，行刺失手之后，他们迅速逃离了现场。秦始皇侥幸逃过劫难，大发雷霆之怒，下令全天下公开搜捕刺客十天，严令限期破案。张良因此而成为被悬赏缉捕的“罪犯”，为了逃避搜捕，张良只好改变姓名，藏身于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他依然在待机而动。
张良发动的博浪一击，虽然功败垂成，却使得秦始皇感受到民间潜藏的反抗力量。后世的文人墨客，对张良的这一壮举，多有歌咏之作。元代学者陈孚的《博浪沙》，就很值得一读。
一击车中胆气豪，祖龙社稷已惊摇。
如何十二金人外，犹有民间铁未销？
此诗的前两句，正面歌颂了张良的狙击豪气以及由此形成的对秦始皇的震慑作用；后面两句则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对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的做法，加以反讽与诘责。指出仅仅依靠收缴民间兵器的方法，是不可能消弭反抗行为的。
不论后世文人如何赞颂张良的“博浪刺秦”之举，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而言，此时的张良，还只是一位立志复仇的亡国贵族青年，虽然颇具壮烈之风，却没有表现出多少奇谋韬略。改变了张良处世风范的，是一件奇遇，一位充满了神秘色彩的老者。这就是“纳履圯下”与“黄石老人”的传奇故事。圯，是方言，即是“桥”。
张良闲暇时，曾在下邳悠闲散步，来到一座桥上。一位老者，穿粗布短衣，走到张良面前，故意把鞋子掉到桥下，看着张良说道：“年轻人，下去取鞋上来！”张良愕然，甚至有想打他一顿的冲动。但是因为他年老，便强忍着，下去捡起鞋子，随即跪着送上。老人伸脚穿上，笑着扬长而去。张良更是惊讶。老人走了约莫一里，又返回，说道：“年轻人，还值得教导。五天后拂晓，和我在这里相会。”张良因而感到惊异，跪下道：“是。”第五天天亮时，张良前往。老人已先到了，生气地说：“和老人相约，竟然迟到，怎么回事？走吧，过五天早点来见。”过了五天，张良鸡鸣时分就去了，老人又先到了，又气愤地说：“又迟到了，为什么？回去吧，过五天再早点来。”过了五天，张良夜半时分就去了。过了一会，老人也来了，高兴地说：“应当像这个样子。”取出一册书，说道：“读了这本书就能成为帝王的老师。十年后你会发达。十三年后，你来见我，济北谷城山下的那块黄石就是我了。”说完离去不见了。张良在天亮后看那本书，原来是《太公兵法》。张良觉得它的出现极不寻常，就时常温习诵读。张良由此经历着由慷慨之士到谋略智囊的转变。甚至有后世论史者断言，张良善于忍耐的本事，就是由黄石老人开导而来；他的兵略奇谋，是由老人所赠的《太公兵法》启迪所得。
唐朝著名的咏史诗人胡曾，有《圯桥》一诗（《全唐诗》卷六百四十七），就大发感慨：
庙算张良独有余，少年逃难下邳初。
逡巡不进泥中履，争得先生一卷书？
唐代诗人崔涂《读留侯传》（《全唐诗》卷六百七十九），也有一句可取：
偶成汉室千年业，只读圯桥一卷书。
诗人论史，往往有盛言其事的偏好，名句叠出，神来境界屡见，自为文坛幸事。至于黄石老人所赠的一册《太公兵法》，是否真有如此神通，完全可以在见仁见智之中，继续保持着传奇乃至于神秘的气氛，岂非雅事一件？此为闲话，姑且一笑为乐。
张良隐居下邳之时，依然做着行侠仗义、救人于危难之间的事情，也因此而得到很高的舆论评价。其中，就有项伯曾经犯下杀人之罪，投奔张良避祸，张良不计利害，将他掩护下来。张良如此仗义援手，使得项伯得以活命，项伯对此自然感激不尽。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段生死之交，几年之后，才有了项伯的知恩图报，于是，刘邦借着张良与项伯的关系，才有了鸿门赴宴、虎口余生的一段传奇经历。
二、兴汉大计
张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十年，陈胜等人起兵反秦，张良随即聚集起一百多青年壮士，投身到反秦的潮流之中。当时，各地率兵起义的豪杰，颇为不少。其中，景驹就是有点影响的人物，他自立为楚假王，驻在留县（今江苏省沛县东南）。张良因为自己的部队势力弱小，想去投奔他。正所谓“风云集会”，张良在途中却遇见了时为“沛公”的刘邦。刘邦率领几千人攻占下邳，张良与刘邦稍事交谈，就有“相见恨晚”之感，于是，就改变了投奔景驹的初衷，归附了刘邦。刘邦自然高兴，立即任命张良做厩将。张良多次向刘邦陈说《太公兵法》的要义，刘邦每次都听得专心致志，非常高兴，并且常常采纳张良的计策。张良也曾经对别人讲《太公兵法》，听者都不能有所领悟。张良不由得感叹：“沛公大概是天赋之才。”因此，就跟随了沛公不再离去。留县相会，有如天意，使得刘邦与张良缔结了特殊的关系。日后，刘邦从中受益无穷。
张良追随刘邦于战事方殷之时，此后在刘邦由弱到强的转变过程中发挥着运筹帷幄的作用。我们分别叙述如下：
第一，回兵取宛城，设奇入关中。
张良既敬佩沛公刘邦，把他视为将来可能平定天下的英主，心目中依然存留着故国情怀，希望看到韩国力量的崛起。张良很巧妙地把两个目标联系到一起——拥戴韩王立国，使之与沛公刘邦结为盟友。张良随刘邦到达薛县，会见了势力方盛的项梁，共同拥立楚怀王。张良乘机劝说项梁：“您已经拥立楚王的后代，韩国公子中以横阳君韩成最为贤明，可以择立为王，用以增加反秦阵营的力量。”项梁很尊重张良，立即派张良寻找韩成，立他为韩王。韩王任命张良为韩国的司徒。张良辅佐韩王率一千多人的队伍向西攻占韩国旧地，夺得数座城邑。但是，很快又被秦军夺占。张良只好率韩国军队，在颍川一带游动作战。（以上参见《汉书·张良传》）韩王韩成的军队实际上由张良指挥，由于张良与刘邦的特殊关系，在战场上双方开始了实际性的合作。当时，刘邦自身的势力尚弱，得到张良一军的配合，刘邦当然高兴。
项梁战死之后，度过了反秦之战的消沉期，刘邦大发展的机遇突然出现了。根据楚怀王的约定，诸将分兵作战，刘邦负责西进伐秦，项羽则以宋义副将的身份北上救赵。刘邦出师之后，张良即领兵追随，攻下韩地十余座城邑，击溃了秦朝勇将杨熊的军队。随即，刘邦令韩王成留守阳翟（治所在今河南省禹州市），他自己和张良一起作战。自此，张良一度脱离韩王成，而以刘邦友军将领的身份与之协同作战。刘邦的军队在洛阳周围与秦军作战失利，刘邦立即改变进军路线，从洛阳向南穿过轩辕山（在今河南省偃师市南缑市东南），挥兵南下，兵锋直指中原腹地南阳郡。至此，刘邦不愿意打恶仗而要抢占关中的战略意图，已经很明显了。因为自中原进入关中的捷径是经洛阳西进、取道函谷关。但是，函谷关自战国以来就是秦军重兵布防的雄关，难以攻克。刘邦弃攻洛阳而南下南阳，实际上就是要从武关（在今陕西省商南县西南丹江上）进入关中。这一“避强攻弱”的战略设想，对刘邦后来能够抢先进入关中，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战略决策可能出自张良的献策。不料，战事波折横生，秦朝的南阳郡守〖〗（〖〗，人名。史佚其姓）领兵与刘邦的军队在〖〗县（今河南鲁山东南）之东交战失利之后，立即退保宛城（治所在今河南省南阳市）。宛城，是南阳郡的郡治所在地，有坚固的城防，秦军据险防守，刘邦一时无法攻破。
刘邦为了争取时间，决定置宛城守敌于不顾，引兵绕过宛城继续西进。张良感觉刘邦的决策有可能导致前后受敌的被动局面，进谏说：“沛公即便想要尽快进入关中，但是秦兵依然为数众多，又有险关可以据守。现在不攻克宛城，一旦宛城守敌从后追击，强大的秦军在前，这是很危险的。”于是，沛公刘邦采纳了张良的意见，于夜间引兵从其他道路重返宛城。黎明之前，将宛城团团围困。
刘邦的军队去而复还，并且摆出了全力破城的阵势。秦的南阳郡守〖〗的心理承受能力崩溃了，准备自杀而死。他的舍人陈恢逾城来见刘邦，劝说刘邦：“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吏人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今足下尽日止，攻，士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随足下后。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后又有强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累。”（《史记·高祖本纪》）刘邦立即表示采纳。他任命南阳守〖〗为殷侯，封给陈恢以千户的封邑。刘邦“约降”秦军守将、秋毫无犯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此后领兵西进，沿途秦军守城将士无不迎风而降。
事实证明，张良必须攻克宛城才可以西进的战略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刘邦的军队乘胜西进，武关并无秦军重兵驻防，得以顺利攻破，刘邦进入了关中。与此同时，东方战场局势已经明朗，项羽取得了大捷，秦军统帅章邯归降了项羽。秦朝覆灭的丧钟已经敲响。秦朝统治集团高层先后发生了两次内乱：实际上掌控秦朝大权的赵高，为了自保而发动了“望夷宫”事变，杀死秦二世皇帝，改立子婴为秦王，而自废帝号。秦王子婴设计诱杀了赵高，随即加强〖〗关（关名，旧址在今陕西省商州市西北）的防御力量，力图抗御刘邦军队的继续进军。此时，关中的秦军人心惶惶，总体形势对刘邦特别有利。在通往秦都咸阳的道路上，只有〖〗关还有险可守。驻守关城的秦军也做好了迎战的准备。刘邦的军队如果贸然硬攻，秦军势必死守，双方大量伤亡的局面难以避免。刘邦的方案，就是准备以两万军队强攻〖〗关守军，张良提议说：“秦军还强大，不可轻视。我听说〖〗关的守将是屠户之子，生意人容易用钱财打动。我建议沛公留守军营，派人先行一步，为五万人准备粮食，并在各山头上多多张挂旗帜，布作疑兵，同时派郦食其携带贵重宝物收买秦将。”秦将果然答应归降沛公，一起西进袭击咸阳。刘邦准备按照与秦将的约定行事。张良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这只是那些秦将想要叛降，士卒恐怕不会听从他们。士卒若有不从，我们必然遇到危险，不如趁他们松懈麻痹之时进攻他们。”于是刘邦领兵进击秦军，大破敌人。诱降敌军将领在先，击敌不备于后，张良使用的是“兵不厌诈”的兵法。这在战场破敌方面，是非常有效的。刘邦追击败兵到蓝田，再次击败秦兵。至此，关中已无可以御敌之兵。于是刘邦顺利地攻占咸阳，秦王子婴只好投降沛公。
抢先进入关中，有效地提高了刘邦的威望，并且为此后在楚汉之争中打好舆论战，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回顾刘邦受命西进之后的历程，张良在关键时刻的两次建议，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鸿门宴前后的高明决策。
沛公刘邦进入秦都，看到宫室、帷帐、狗马、宝物、宫女数以千计，安享富贵的想法油然而生。他留居宫中，自得其乐。樊哙闯宫规劝，刘邦表面上尊重樊哙的敢谏之勇，实际上仍然我行我素。张良只好出面进谏：“因为秦君无道，所以您才能到这里。替天下铲除暴君的人，应以崇尚朴素作为资本。现在才进入秦都，就安于享乐，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助桀为虐’。况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希望您听从樊哙的话。”刘邦这才幡然醒悟，当即出宫领军回到霸上。是樊哙与张良的一次合作行动，才打破了刘邦的温柔乡、富翁梦，实际上是帮助刘邦恢复了政治家应有的胸襟气度。
当着项羽攻破函谷关、兵驻鸿门，传令全军次日凌晨歼灭刘邦的时候，刘邦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如果没有张良活动于其中，刘邦及其部下势必玉石俱焚。转机就出现在项伯营救好友张良之行上。项伯没有忘记张良当年提供庇护的救命之恩，他在兵劫降临之前，连夜赶到沛公军中，私下会见张良，劝张良同他一起离开。张良解释说：“我为韩王伴陪沛公，如今情势紧急，自身逃走就是不义的行为。”随即将项伯转告的情况全都告诉了刘邦。刘邦大惊失色，说道：“该当如何是好？”张良说：“沛公果真要与项羽公开为敌吗？”沛公说：“有人建议要我守住函谷关不让诸侯进来，这样在秦地就可称王，因此就听从了他的话。”张良说：“沛公您自己估计能击退项王吗？”沛公沉默一会，说到：“现在该怎么办？”张良便强行邀请项伯面见沛公。刘邦和项伯共饮，祝福项伯长寿，与项伯约定结为亲家，让项伯详尽地告诉项王说沛公不敢背叛他，之所以派兵把守函谷关，是为了防备其他盗贼。在项伯的斡旋之下，第二天的恶战被取消了，随即在鸿门宴上，项伯又掩护了刘邦不至于被刺杀。这一过程，我们已经在“鸿门宴”一节中加以描述。分析“鸿门宴”的前前后后，张良充当的是“谋主”的角色，刘邦是按照张良的精心策划，而如约行事的。刘邦依靠着听命于张良而得以逃过生死劫难。
第三，力劝刘邦就国汉中，以屈求伸。
项羽挟战胜之威，分封十八诸侯。刘邦想要做“关中王”的希望，被项羽打破了。项羽改变了原来楚怀王的预约，只把巴蜀地区分封给刘邦，关中则分给了“三秦王”。这对刘邦是显而易见的压抑。刘邦带着一腔怒火，召集文武部属商量与项羽刀兵相见。好在他的部属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以武勇著称的樊哙、周勃，以周密见长的灌婴，皆是刘邦所倚重的战将，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不能在此时与项羽开战。特别是萧何更是苦苦相劝，说明目前不能逞血气之勇，只能俯首听令于项羽的道理——以屈求伸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刘邦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改变了做鱼死网破之争的初衷。在这次劝谏刘邦的过程中，没有见到张良的身影。他其实没有置身事外。他在做着另外的一个重要工作：张良把汉王刘邦赏赐的黄金百镒、珍珠两斗，全部转赠给了项伯。汉王刘邦得知自然感动，也因此而明白了张良的思虑深远——在做汉王已经成为定局之后，如何从项羽的分封行为中捞到尽可能多的实惠，只能寄希望于项伯身上。于是刘邦另外拿出重礼请张良转赠给项伯，请项伯代他在项羽面前求情，请求增封汉中地区。项王碍于项伯的面子，就答应了。刘邦的封国地域除了巴蜀之外而增加了军事要地汉中。这对刘邦后来的复夺关中，关系极为重大。张良一手操办的以重礼贿赂项伯的非常之举，是回报率极高的政治投资行为。
汉王刘邦前往封地之时，张良一直送行到褒中（今陕西南郑北）。此时，张良的身份是韩王成的辅政大臣，而非汉臣。汉王刘邦深明道理，只得请张良回韩国。在依依惜别之时，张良乘机劝说汉王烧绝栈道，向天下表示他绝无东还的意图，以此缓和项羽对刘邦的戒心。于是，张良归韩之后，刘邦传令一边行军，一边把栈道烧断。张良指点刘邦把“示弱”的表面文章做到了极处。
张良回到韩国，得知一个消息：项羽因为张良为汉王送行的缘故，把韩王韩成视为异己力量，不放他到封地去，而是挟持韩王一同东进，到达彭城之后将其杀害。如此一来，张良与项羽之间有了“杀主”之仇。而且，张良拥立的韩成被杀，使得张良稍后就义无反顾地投向刘邦麾下。所以，项羽杀韩成实在是愚蠢之举。
等到汉王回师平定三秦之时，如果项羽立即把刘邦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而全力征讨，刘邦还会陷入被动。张良深知此时“缓兵之计”的重要，他给项羽写信说：“汉王失去应得的权位，他现在只是要取得关中，实现过去的盟约即止步，不敢再向东进发。”张良又把齐国田儋反楚的文书转送给项羽，说：“齐国和赵国想要联合灭掉楚国。”也许是张良此时并非汉臣的身份迷惑了项羽，也许是田儋、陈余结盟使得项羽感受到切实的威胁，张良的信件，诱使项羽做出了错误决策：暂时不顾夺得关中的刘邦而向北攻打齐国田氏势力。
远在“敌后”的张良，以一份书信，为刘邦争得了从容稳定关中根据地的宝贵时间。
第四，“下邑画策”，为刘邦制定战胜项羽的根本战略。
刘邦利用项羽北征后方空虚之机，东出争雄。张良不失时机地返归刘邦的军中，刘邦自然大喜过望。张良此后一直跟随在刘邦身边，成为形影不离的智囊。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刘邦东征的最大收获。不料，项羽的千里回师，使得刘邦遭遇彭城惨败，只好仓皇逃命，沿途还有楚军一路追击，可谓狼狈不堪。奔到下邑（今安徽砀山），幸得妻兄吕泽率兵驻守于此，前来接应，刘邦才可以安定下来。刘邦下马倚着马鞍问道：“我想把函谷关以东的地方舍弃作为封赏，谁能和我共建功业？”张良答道：“九江王英布，原是楚地猛将，现在和项王有隔阂；彭越联合田齐在梁地反楚；这两个人可立即派上用场。而您的将领中只有韩信可以托付大事，独当一面。如果您真要捐弃函谷关以东等地，就赠与这三个人，楚霸王就必定会被打败。”刘邦于是派随何游说九江王英布叛楚亲汉；又派人联合彭越。等到魏王魏豹反汉，汉王派大将韩信独自领兵北击魏豹，并趁势平定了赵、代、燕、齐等地。刘邦最终打败了楚霸王项羽，主要是依靠了韩信、彭越、英布这三位豪杰的支持。张良的下邑画策，为刘邦指出了借用天下英雄以夺天下之根本大计。
第五，谏阻分封六国贵族，劝立韩信为齐王巧施笼络。
汉王三年（前204），刘邦在荥阳被项羽重重围困，形势相当严重。刘邦心怀忧愁，与辩士郦食其商量如何削弱楚国的力量。郦食其说：“从前商汤征伐夏桀，封夏朝子孙于杞；周武王攻伐商纣，封商朝子孙于宋。秦朝无道，攻灭六国，使他们无立锥之地。陛下如果重新封立六国之后为王，他们都会争相拥戴您，甘心做您的臣属。大德施行之后，您就可以南面称霸，楚国也会恭敬地前来朝拜。”刘邦听后，连胜喊好。并且下令尽快赶制各国国王的印信，委托郦食其代表汉王前往册封颁授。
郦食其还没有动身，张良前来拜见汉王。当时，刘邦正在吃饭，就把郦食其的计策详尽地告诉了张良，并问道：“子房认为怎么样？”张良说：“谁给陛下出的这个主意？如果真的施行，您的大事完了。”刘邦追问：“为什么呢？”张良答道：“我请求借您面前的筷子来筹划一下当前的形势。从前商汤、周武王讨伐夏桀、商纣而分封其子孙，是因为估量自己能置其于死地。现在陛下能置项籍死地吗？这是不可分封六国后代的第一个原因。周武王攻入殷商的都城，在商容的里门表彰其德行，经过箕子的门前立车凭轼表示对箕子的敬意，筑土增高比干的坟墓，如今陛下能做到吗？这是不可分封六国后代的第二个原因。周武王发放巨桥粮仓的粮食，散发鹿台府库的钱财，赐给贫苦的百姓，如今陛下能做到吗？这是不可分封六国后代的第三个原因。商朝灭亡后，周武王废弃战车，改为轩车，倒放兵器，表示不再使用，现在陛下能做到吗？这是不可分封六国后代的第四个原因。周武王纵放战马于华山之南，表示偃兵息武，如今陛下能做到吗？这是不可分封六国后代的第五个原因。把运载军需的牛放在桃林的原野上休息，向天下表示不再需要运输积聚，如今陛下能做到吗？这是不可分封六国后代的第六个原因。况且天下的游士之所以离别父母兄弟、离开故乡、辞别过去的朋友而追随陛下，只是日夜想得到一块封地。如今分封六国后代，他们就不可能有分封的希望，这些四处奔走的士人们就会各自回去侍奉他们的主子，和亲人团聚，返回故乡，陛下还依靠谁来夺取天下呢？这是不可分封六国后代的第七个原因。现在除非您有削弱楚国的其他妙计，否则的话，您所封的六国就会又屈从于楚国，陛下又怎能使他们臣服？这是不可分封六国后代的第八个原因。如果采用了这个计谋，陛下的大事就完了。”刘邦饭也不吃了，吐出口中的食物，骂道：“这个书呆子，差点坏了老子的大事！”下令即刻销毁了赶制的封王印信。（《史记·留侯世家》）这就是著名的“借箸筹策”的故事。张良对世事人情的了解，显然比郦食其更为真切。
汉王四年（前203）二月，正值楚汉荥阳对峙的危急关头。刘邦本来希望在侧翼战场已获大胜的韩信领兵前来相救，不料，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形势的判断会有很大不同。韩信认为齐地刚刚平定，需要加大政治权位来镇抚人心。他未曾率兵前来解救刘邦的危局，而是派来使臣请求立自己为“假（代理）齐王”，以镇抚齐地。而在刘邦看来，韩信实在有拥兵自重的嫌疑，感到愤怒也在情理之中。因此，刘邦怒形于色：“我被困于此，早晚间都在盼望韩信来救援我，万没有想到竟然要自立为王！”当时，韩信的使者就在现场，刘邦如此大骂，无疑把自己推向了与韩信反目的境地。幸好，站立在左右的两位谋士张良、陈平同时踩刘邦的两脚，并附耳细语：“我们在与项羽的战争中正处于不利地位，大王难道有能力能禁止韩信称王吗？不如顺水推舟而立他为王，以特殊礼遇相待，使他在齐地据境自守。否则，就难免发生不可收拾的变乱。”刘邦随即醒悟：此时只能借重韩信，不能与他反目为仇，但是，骂韩信不该求做假王的话已出口，在韩信使者面前又无法收回他的骂人语言，又该如何收场善后呢?刘邦以他特有的方式，机灵地对着韩信的使者继续大骂：“大丈夫既然平定一个诸侯国，就应当堂堂正正地做真王才是，为何却要称假王！”如此巧妙一骂，就把前面的怒骂悄然改变为只有关系密切的人才能够使用的戏谑之语了！接着，刘邦郑重其事地派遣张良前往齐地，正式册立韩信为齐王，随即征发其军兵击楚。（《史记·淮阴侯传》）
张良与陈平的这一应变之举，缓和了刘邦与韩信之间的关系，对于保证刘邦借助各种力量战胜主要敌人项羽，确实产生了有益的作用。但是，如此以诈术来处理内部矛盾，是否有可以商榷的余地？后世论史者，观点并不一致。有人以为，张良制止刘邦与韩信之间的过早决裂，是对汉朝开国大业的一大贡献。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读子房传》，歌颂了张良的机智奇功：
笑赌乾坤看两龙，淮阴目动即雌雄。
兴王大计无寻处，却在先生一蹑中。
细玩诗意，其实对韩信更为推崇。一句“淮阴目动即雌雄”，给予韩信多高的评价；而两相对照，张良也不过是懂得笼络豪杰、因人成事而已！
也有人对张良的权变之术深恶痛绝。他们认为，韩信自请立为齐王，有其客观必要性，或者可以批评韩信不懂得君臣之道的精奥莫测，但不能据此认定韩信已有自立叛汉之心。张良作为韩信的知交，纵然不能为其辩护，也应该保持沉默，而不应该引导刘邦以诡诈之道控制韩信，实际上为韩信埋下了日后的杀身之祸。
第六，连续献策，辅助刘邦消灭项羽
汉王四年（前203）八九月间，是楚汉战争发生转折的阶段。双方在广武相持数月，僵局一时无法打破，由于韩信、彭越的进攻和牵制，项羽后方屡屡告急。战争的主动权实际上已经不在项羽一方。刘邦派遣辩士游说项羽，楚汉达成了罢兵合约。双方约定：以鸿沟（今河南荥阳东南）为界，中分天下，鸿沟以西属汉，鸿沟以东归楚。作为合约的内容之一，项羽同意释放汉王的父亲和妻室。在约定达成之后，项羽即如约释放了人质，并引兵东归。项羽已经准备接受分治天下的局面了，战争是否能够至此而结束？据说，刘邦也有守约撤兵的打算，但是，张良、陈平却提出了毁约追击的建议。他们认为如果错失这一消灭项羽的良机，将来必定后悔莫及。刘邦当然没有必须守信的意识，他接受张良、陈平的建议，废毁合约，挥兵追击正在撤退的楚军。背信行为在战场上最为常见，“兵不厌诈”本来就是兵家规则。张良毁约追击的建议，直接导致了后来项羽被消灭的命运。从“兴汉”的角度考虑，自然是正确的战略决策。
但是，战场胜负往往是瞬息万变。刘邦在毁约追击项羽的途中，曾经与齐王韩信、建成侯彭越约定时间合击楚军。追及固陵，韩、彭之兵却没有如期到达。项羽被激怒了，他回军反击，汉军大败。汉王刘邦只好再度转入局部防御战，深沟高垒，坚壁不出。刘邦深知以自己的直辖军队，还是无法战胜项羽。他满腹惆怅地请教张良：“诸侯兵不从，为之奈何？”张良认为韩信、彭越不统兵会战的原因是在拥兵观望，他对刘邦分析：“项羽败局已定，韩信、彭越的封地并未明确，他们不领兵参战，自有他们的道理。君王如果与他们共分天下，可使他们立即参战；君王如果下不了实地分封的决心，楚汉的胜负还是很难预料的。”张良建议刘邦立即与韩、彭约定：在战胜项羽之后，封立彭越为王，将睢阳以北至谷城的土地，都分封给他；齐王韩信也进一步得到实利，封地除了故齐旧地之外，新增从陈向东直到大海的广大区域。这样，韩信的故乡淮阴一带，也归属于韩信所有。刘邦完全按照这一建议行事，派出使者，明确划分韩、彭的分封地域，二人欣然从命，领兵前来参加大会战了。张良劝刘邦以封地为诱饵，笼络韩、彭参战，使得项羽的败亡不可避免，但同时也揭示出此前韩、彭二人确实有借敌自重、要挟君主的嫌疑。在灭项之后，韩、彭二人不得善终，与张良的利害分析对刘邦产生的心理影响大有关系。此是后话。
在随后发生的垓下之战中，神勇无敌的项羽之所以战败，除了韩信凭借优势兵力，施展其军事天才指挥布下“十面埋伏”，使得楚军疲于奔命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张良抓住了楚军将士在苦战之中特别眷恋故乡的心理，令包围楚军的汉军将士以楚语高唱楚地歌谣，诱发了楚军的求生念头因而大量逃亡。所以有“八千兵散楚歌声”之说。“四面楚歌”对人心的瓦解作用，我们只要看一下项羽本人的反应，就可以明确无误地得到确认。“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听闻汉营楚声都心神不定，更何况一般楚地将士？张良做楚歌吹散项羽八千子弟兵的说法，自古流传，当有所本。
三、定汉奇策
在西汉正式开国之后，张良继续以“帝师”的身份，为了稳定汉家天下，而贡献着他的聪明才智。略述其概要如下：
第一，助成娄敬迁都之议。
汉初开国，以洛阳为都城。齐人娄敬以戍卒身份建言，劝说皇帝建都关中，刘邦听后，犹豫不决。刘邦身边的大臣大都是函谷关以东地区的人，大多主张依然建都洛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山、渑池，背靠黄河，面向洛水，它的阻固也足可以凭借。”在刘邦征询意见时，张良说：“洛阳虽有这些险要，但它的地域狭小，不过方圆几百里，土地贫瘠，四面受敌，此地并非用武之地。而关中地区左有崤山、函谷关，右有陇山、蜀山，沃野千里，南有巴、蜀的富饶，北有畜牧资源的便利，三面险要可以固守，独用一面向东控制诸侯。诸侯安定，黄河、渭水可转运天下粮食，西上供给京师；若诸侯反叛，顺流而下，足以供给军需。这就是所谓的铜墙铁壁、物产富饶的天府之国。娄敬的意见是正确的。”出于对张良战略思想的信任，再加之张良的这番话，把利害关系讲得非常透彻，于是，刘邦当天就决策，定都关中。
第二，献策封雍齿以安群臣。
大行封赏以酬谢功臣，是关系到稳定君臣关系和政治秩序的大事。其中因为涉及确定名位和利益分配的实际问题，因而得到了朝廷官员的高度关注。如何才能让各位感到公平和高兴，实实在在让刘邦伤透了脑筋。刘邦谨慎地按照分批封赏的原则进行。在已经分封了大功臣二十多名之后，其余的人“日夜争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刘邦一时委决不下，只好放缓了封赏的进程。当时，刘邦住在洛阳南宫，从阁道中望见将领们常常几个人聚在一起悄悄议论。刘邦说：“他们在说什么呢？”张良以危言耸听的方式说：“陛下还不知道吗？这是在图谋造反呢。”刘邦说：“天下刚刚安定，为什么要谋反呢？”张良说：“陛下以平民身份起兵，和这批人共同夺取天下，如今陛下已经贵为天子，但所封赏的都是您所亲近、喜爱的萧何、曹参这些老朋友，而所诛杀的都是您平常所怨恨的人。如今军中官吏计算功劳，以为天下之地不够封赏，这班人担心陛下无法全部封赏，又害怕受到猜忌犯有过失而遭到诛杀，所以就聚在一起图谋造反。”刘邦担心地问道：“那该怎么办？”张良说：“陛下往日最憎恨的人，并且是群臣都知道的，是谁？”刘邦说：“是雍齿。他和我有旧怨，曾多次困辱我，我有意杀他，因他功劳多，所以不忍心。”张良说：“现在赶快封赏雍齿，借以昭示群臣，他们看到雍齿先受封赏，对自己受封就会坚信不疑了。”于是，刘邦摆设酒宴，高调宣布封雍齿为什方侯，并急速催促丞相、御史论功行赏。群臣在参加酒宴之后，都高兴地说：“雍齿尚且封侯，我们这些人就更不用担心了。”群臣在一起聚谈，不见得一定是因为封赏不明确而图谋造反，但是，张良的顾虑肯定有现实的依据、潜在的危险。只要我们注意到刘邦立即采纳他的建议，并且在群臣之中，确实产生了预期的效应，就可以断言，此举对维护汉初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意义重大。
第三，建言礼聘“四皓”稳定国本。
刘邦晚年，想要废黜太子，改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刘如意为嗣君，成为事关政治大局的问题。有很多大臣先后谏诤，依然不能使皇上明确改变态度。吕后为此而惶恐，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有人提醒吕后说：“留侯张良善于出谋划策，深得皇上信任。”于是，吕后派建成侯吕泽去恳请张良设法相助：“您经常做皇上的谋臣，如今皇上天天想要改立太子，您怎么能够高枕而卧呢？”张良回答：“当初，在战乱之中，皇上多次处在危急之中，幸而采用了我的计策；现在天下安定，皇上因为私爱要改立太子，这是至亲骨肉之间的事情，即使有一百个像我这样的人又有什么用呢？”吕泽强行要求说：“您一定要出个安定太子地位的主意。”张良缓缓说道：“此事无法以言辞相争辩。我想到了皇上所不能招致的四个人。这四人是高年长者，因为皇上怠慢轻侮读书人，所以逃避山中，做隐士而不做汉臣。其实，皇上很尊敬这四人。现在如果确实能不吝惜金玉璧帛，并且请太子亲自写封书信，以谦逊言辞郑重致意，备好舒适的座车，派善于言辞的人前往敦请，他们可能会应邀而来。如果他们来了，要当做贵客招待，让他们时时随太子上朝。皇上见到他们，就一定能够对太子有很大的帮助。”于是吕后令人带上太子的书信，用谦逊的言辞、隆重的礼仪，去迎接这四个人。这就是著名的“商山四皓”。四个人到后，太子待以贵客之礼。
张良献策让太子请出“商山四皓”为辅佐，确实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最后刘邦放弃了改立太子的意图，就是以太子“羽翼已成”为理由的。事见上述。张良、刘邦所共同器重的“商山四皓”，在盛名之下，是否有相应的政治才干呢？史书上记载的一件事，使后人有理由敬重他们的政治见识。
汉高帝十一年（前196），英布起兵反，刘邦有病，准备派太子统兵前去征讨。“商山四皓”商量说：“我们来的目的，是准备保全太子。如果太子领兵，事态就危险了。”于是对建成侯吕泽说：“太子领兵，有功也不会提高地位，无功就会从此招致祸端。况且和太子一起去的各位将领，都是和皇上一起平定天下的猛将，现在让太子统率他们，无异于以羊统狼，他们都不会愿意为太子出力，太子无功而返是一定的了。”为了消弭此次危机，四皓建议：赶紧请吕后找机会对皇上哭诉：“英布，是天下猛将，善于用兵，如今的各位将领都是皇上的同辈人，却让太子统帅，他们终究不肯为太子所用，况且英布一旦听说太子统兵，就会无所顾忌地向西进兵了。皇上虽然患病，也可勉强乘坐卧车，只要皇上亲征监督将领们，他们不敢不卖力。皇上虽然辛苦，但为了妻子儿女也要强打精神。”于是，吕后找个机会按照四皓的意思对皇上哭诉一番。刘邦说道：“我也想到了，这小子本来就不值得差遣，还是老子亲自出马算了。”于是刘邦亲自统兵东进，留守群臣都送到霸上。张良当时有病，强打精神前来送行，对刘邦说道：“我本该跟随皇上，实在是病得太厉害了。楚人勇猛敏捷，希望皇上谨慎行事，不要和他们正面硬拼。”接着提议让太子做将军，赋予太子以统一指挥关中军队的权力。刘邦感慨张良的思虑周全，一概批准。在皇帝御驾亲征的特殊时期，张良为太子所争取的实际上是“监国”的特权。刘邦特意叮嘱：“子房虽然病重，强撑病体也要打起精神辅佐太子。”此时叔孙通已经做了太傅，刘邦特命张良代行少傅之职。此种处理方式，显然有利于巩固太子的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四皓”与张良之间不论是否有所协商，实际效果是配合默契。由此可见，“四皓”确实有政治远见。他们无愧于张良的器重与推荐。
张良在开国之后，功成身退以求自保，但是皇帝首席智囊的身份使他不能超然于政治之外，他不得已介入立储之争，献计请出“商山四皓”，最终得以避免了废长立幼可能引起的社会动荡。
四、“愿弃人间事”
刘邦在著名的“南宫论功”中，坦言能战胜强敌项羽，全依赖“三杰”，其尊重感激之情是由衷的。但曾几何时，韩信以“谋反”之罪被灭三族；萧何百般谨慎，仍难逃牢狱之灾；赖以打天下的“三杰”，唯有张良未受刘邦的猜忌和迫害。其中原因，不在于私交的深浅，而是张良最懂得君臣相处之道，尤其是开国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关系的微妙精奥。于是，他处处谦退自抑，最后干脆以出世的姿态，表明他无意于在政治上稍争长短。这成了他最有效的自保方法。
天下初定，在分封功臣时，文臣武将们为争功邀赏，直闹得沸沸扬扬，而张良却恬静谦让。高祖刘邦为筹谢张良的运筹决策之功，让他在富饶的齐地，自选三万户的大县做封邑。张良则回答：“我第一次与陛下相会，就在留县，这是上天把我交付给陛下。陛下采用臣的计略，时常奏效，这都是天幸。把留县封给我，为臣心愿已足，不敢领受三万户的封邑。”刘邦即封张良为留侯，封地只有一万户。张良辞谢大县而自择小县，其见识已为武力功臣们所不及；他选择留为封邑，又以纪念与刘邦的初次相会为理由，把他的谋略多中，说成是上天佐佑刘邦开国，这就使得刘邦对他更为赏识。韩信以自请册立为齐王而埋下杀身之祸，张良则以选择留县而自安其身，两相对照，更显示出张良知所进退，避祸有术。
在定都关中之后，西汉政权已基本稳定，张良认定该是自己从权力中心隐退的时候了。他早就宣称信奉道家之学，此后即开始修炼导引之术，避谷修行，杜门不出，长达一年有余。摆出了不问世事、专心修炼做神仙的姿态。
随着宗室、功臣集团与外戚吕氏的矛盾日益尖锐，张良决意退出是非之地。他公开宣称：“凭着三寸之舌成为皇帝之师，封地万户，位居留侯，这是布衣百姓所能达到的顶点了，我张良于愿已足。愿弃人间事，只想追随仙人赤松子学道求仙。”于是，留侯张良苦修辟谷、导引轻身之术的消息，传遍了朝野上下。以至于吕后都出来劝解：“人生一世间，转眼即逝。何必如此自我摧残!”强制张良正常饮食。
由于张良在巩固太子地位方面，提出了关键性的建议，吕后和太子把他视为恩人。这也保证了张良在汉高祖刘邦去世前后的政治变动之中，未曾受到冲击。高皇后二年（前186），张良病逝。结束了他充满了智慧和传奇的一生。朝廷赐谥号“文成侯”。张良以谋略盖世的帝师形象，而流芳百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