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分为西汉和东汉，是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 公元前206年刘邦被封为汉王，之后楚汉相争获胜建立西汉，汉初在消灭异姓王和诸吕之乱后政局趋于稳定。下面就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汉朝的冷知识，希望对你有用!
汉朝的十条冷知识
历史上评价不高的汉元帝，降服了匈奴史书上对汉元帝的评价不高。他父亲汉宣帝就看不上他，叹息说:毁掉大汉天下的，一定是你小子!汉元帝确实不算是出色的君主，从他开始，西汉开始衰落。不过，正是在汉元帝朝，汉朝对匈奴取得重大突破。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对汉朝称臣，并多次朝见汉元帝。元帝则把王昭君赐给单于。汉元帝时，陈汤千里出师，斩杀郅支单于。这是汉朝唯一一次杀死匈奴单于，漠北各国都被震动。
汉哀帝时四太后并立
汉哀帝时，曾经同时存在四位太后。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称太皇太后，汉成帝皇后赵飞燕称皇太后。汉成帝无子，侄子继位，即汉哀帝。哀帝的祖母傅氏，是汉元帝昭仪，权力旺极其旺盛，她逼迫汉哀帝和大臣给她也加上太后称号，号称皇太太后。汉哀帝的生母丁氏也被封为帝太后。同时存在四位太后，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汉朝前期施行一国两制
汉朝前期，地方管理上施行一国两制，既存在中央直辖的郡，又存在大量由诸侯王管理的诸侯国。各诸侯国有独立的财政权，可自行认命官吏，对朝廷的威胁很大。汉景帝时，晁错力主削藩，引发七国之乱。七国叛乱后被周亚夫平定。后来，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的建议，推行推恩令，从此彻底解决了诸侯国尾大不掉的问题。汉朝从此实现了对地方的完全掌控。
东汉出现了很多小皇帝，最小的不到1岁
东汉出现了很多小皇帝。年纪最小的是汉殇帝，继位时刚出生100多天，然后不到一年就夭折了。汉和帝、汉冲帝、汉质帝继位时都不到10岁，汉安帝继位时仅13岁，汉顺帝继位时年仅10岁。皇帝太小，就由太后临朝听政。因此东汉出现了很多外戚专权的情况。
窦宪取得对匈奴作战的最大成果
汉朝抗击匈奴的名将很多，如卫青、霍去病、陈汤等。战果最辉煌的，当属东汉的窦宪。窦宪两次出击匈奴 ，斩杀数万人，俘虏20多万人，并且俘获了单于全部财产。单于单身逃走，从此元气大伤。窦宪以外戚身份专权，飞扬跋扈，后被汉和帝除掉，成为乱臣贼子。所以他的功绩少有人提。
班超一己之力平定西域
汉章帝初年，东汉在西域遭遇重大失败，包括西域都护在内的数千名官兵全部被杀死。班超当时以使者的身份出使西域，之后就留了下来。他联合西域本地反匈奴势力，与匈奴在西域的附属国作战。经过30年的艰苦奋斗，班超平定了整个西域。在大多数时间里，班超没有得到过汉朝的任何军事、物资支援。只是在后期，汉朝曾经派遣了1000多名由囚犯组成的部队，支援班超。
汉武帝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姐姐
西汉初年，社会风气很宽容，女子可自由改嫁。汉武帝的母亲王夫人，本来已经嫁人生女，离婚后又嫁给太子(即后来的汉景帝)。后来，王夫人生下武帝，并被立为皇后。汉武帝继位后，知道了自己有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还亲自去认了亲。
8.匈奴人金日磾在汉朝位极人臣
匈奴人金日磾(jin mì dī)，曾经是汉朝的阶下囚，在宫廷中养马。后来一步步受到重用，成为汉武帝后期地位最高的大臣之一。汉武帝死后，金日磾担任车骑，权力地位仅次于大霍光。金氏后来成为西汉后期最显赫的家族。
9.光武帝时匈奴分裂，南匈奴成为大汉守卫者
东汉光武帝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降汉朝。汉朝将南匈奴分封在北部边境，对抗北匈奴。汉朝曾经最大的敌人，变成了大汉的守卫者。南匈奴守卫汉朝近二百年，成为东汉最忠诚的盟友。
10.汉代县令是很大的官
在汉朝，县令其实是挺牛的官员。比现在的牛多了。县令是行政、军事、教育、司法一手抓，权力很大。而且汉朝官制非常精简 ，县令升一级，就到了太守。也就是说，县令只需一步，即可升迁到省部级。
汉朝，分为西汉和东汉，是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
公元前206年刘邦被封为汉王，之后楚汉相争获胜建立西汉，汉初在消灭异姓王和诸吕之乱后政局趋于稳定。汉文帝、汉景帝相继休养生息开创文景之治，汉武帝即位后攘夷拓土，被称为汉武盛世，至汉宣帝时期国力达到极盛，史称孝宣之治。公元8年，王莽篡汉，西汉灭亡，不久爆发绿林赤眉起义。公元25年，刘秀称帝，建立东汉，定都洛阳，统一天下后息兵养民，开创光武中兴。汉明帝、汉章帝沿袭轻徭薄赋开创明章之治，汉和帝继位后开创永元之隆，东汉国力达到极盛。中后期发生了戚宦之争和党锢之祸，于公元184年爆发黄巾之乱，虽剿灭民乱却导致地方拥兵自重，董卓之乱后东汉名存实亡。公元220年曹丕篡汉，东汉灭亡。
汉朝和约略同时期欧洲的罗马帝国并列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及强大帝国。文化统一，科技发达，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圈正式成立，华夏族自汉朝以后逐渐被称为汉族。
1，尊奉黄老，止战行仁 大汉初年，由于时自公元前209年的陈胜、吴广起义，加上随后紧接着的达五年的刘项楚汉之争，从淮河流域至黄河流域，无论是盛世大秦的国都咸阳，还是自古富庶文明的中原，均处于兵火战乱之中——生民逃脱，田野荒芜，人畜残存，一片凄凉乱世的景象。史书记载：高祖年间，皇帝的御用马匹竟然全国难以寻找到两匹同色之马，三公九卿也只得以乘牛车而行公务。由此可见，当时的民生凋蔽。面对这种极端穷困，可谓一穷二白的现实经济困难，西汉王朝审时度势地制定了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一该大秦的重刑思想，大行黄老之政。并经文景两朝的国策继承，从而丰实了国力、稳定了汉室江山。大汉这种清醒面对现实国情，初立国而行仁政的治国安民之策，几乎成为中国历代开国之君统统务实借鉴的驭国方略，为各自的王朝兴起——奠定初始的政策基调，以复战乱后的民心与元气。
2，文明奠定，汉化成形 刘邦立汉，后世先后承传五百年，在不断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汉室濡化，逐步形成了独具大汉王朝特色的历史风尚。大汉既继承了自成周源起，并经春秋孔孟播传的王权礼制，也扶正了由董仲舒所立而容纳百家(主要为道、法两家)的新儒学，在政治制度与社会道德文明的一脉相承中，逐步使儒家政治定为正统，从而中华政治文明自汉制即起——有了灵魂。
除了政治思想上的开启新元，其历经五百年的历史情景，必然会影响到生活于刘汉王权下的臣民的政治观、社会观，以及对于族群的认知心理。于是，以共同生活五百年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及语言文字为氛围，最终构建起了统一的初步的共同民族心理，至此原本名为华夏族的人群，最终在大汉王朝期间定名为——汉族，成为中华民族最人丁兴旺的大族，也为后来人类史中最大的族群。
汉制国风、民族生成，以及长期立处关中的政治经济事实，开创了中华民族史中永远不绝的汉制观、中原观、正统观。由此，中华民族在此时已初步完成观念塑造、制度确定、文明定形——大汉为汉文明史及中华文明史的历史关键点。这种汉家文明，对于今日求索重振国风与民族崛起的人们而言，依然不可或缺——必须明确：我们的崛起必须是充满民族文明特色的崛起，必须是在民族文化的根脉上复兴。失去民族文明的所谓崛起，只能是种畸形、歧途。
3，封邦建国，完善行政 封建制度源起于成周王朝——以求通过对国土的依据血缘、军功的封赏，给予受封人以丰厚的物质利益及辖区权力，从而意图达到维护中央王权，建立起荣辱与共的顽强政治体系。但或许人性都是贪婪而自私的，尤其是长期尽享分封特权之中的王侯公族，一旦王室衰微，它们就会在王权的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以所谓安定天下、结束无德暴政、清除朝中乱臣贼子为名，而大行武力争夺，直接威胁到中央王权。
鉴于此，当历史进入春秋战国之际，力图一统周室衰微局面的西秦——即在尊崇法家治国思想的重臣商鞅的主政下，力行郡县国制，摆脱长期以来的以血统而分割王权的历史流弊;确立天下国土、臣民、吏治莫不由王命出的强力制度。但或许这种制度在讲求血统亲疏的秦汉时代，并未被人们普遍接受，因此大秦实行郡县、一统天下之后，因暴政重刑而顷刻崩溃。至此高祖刘邦即认为——此乃未行分封之故。因此其大行御封异姓、同姓王侯，以图封邦建国，完善行政。这种废秦制，用周制的结果造成了随后的削藩、推恩等中央与地方间的权力博弈。
大汉王朝确实在如何设置国家行政制度的道路上，走过不少的曲折。除此之外，随着大汉王朝的戍边国境、开发边疆、驭控西域等政策的推进，大汉的国家行政制度逐渐依靠国力为后盾而施行于更广阔的国土空间。行政制度的完备，对于科学合理的匹配中央权力分割体系，以及有效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责关系，起到了权力的制衡与保障之功，由此在我们今天寻求强国之路时，也应科学地结合现实的国情，在联系历史传统中而确立当今中国的权力架构，进而保证权力这把双刃剑不致钝化，或变质、失调。
4，连线西域，经营四夷 西域在春秋战国之际，并未表现出其对于中原政治的影响。当时的人们仅对于来自于西部虎狼之国西秦——有着恐惧之心。这种恐惧随着秦皇一统天下也就随之湮灭。但这并不表明中原的西北角即已无忧——兴起于大漠草原的匈奴却时刻威胁着秦皇政权，因此他筑墙戍兵、以守为上——终成长城之举。
历史进入大汉时期，高祖的平城之战、汉室的和亲之策、武帝的出兵征战，只换得随后的臣叛不止，国患并未根除——由此也促使一直关注中原的政治家们将视线投入到西北之地，充分认识到此地对于中华民族的安危之功。可以说，大汉王朝收服西域、建政西域，将西域纳入中原政治地理的伟大之举——具有着绝对的战略眼光。因为随后的历史证明：西北与东南的得失与否，一直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而西北的战略意义则一直伴随着每个王朝的兴衰。时至今天，西北地区仍是中华民族的战略生命线。所以今日回顾汉史，对于大汉连线西域，经营四夷的战略举措，必须给予高度评价——大汉为整个中华民族敲响了一个警钟——西北安危，边疆治理，直接决定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所以，如须崛起，西北决不可失——决不能被敌人扼住我们的咽喉。
5，开土拓疆，融扩华夏 传统的中国政治观念里，对于国土的概念则一直奉行着中原汉文明——农耕政治的原则：固守中原，适当扩张，以守为主。因此，历史上，无论商周之战，还是春秋战国争雄，他们所追求的仅仅是种——谁问鼎皇权，一统天下，而并非是种对外征服之战，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中的绝对多数的战争史，均是内战或守土之战，这可谓是中华民族战争观的独特点之所在。回顾大汉王朝的开土拓疆史，其也多是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利益而行的惩罚之战，仅在收复失地、固土安疆。不过，大汉这种固土安疆的政治举措，以及创立的一统政治思想，确实对于融合中华各族、建构整体民族共同文明传统，具有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文明，是随着领土的扩张而展开的。
6，儒学一统，政治一制 一统天下，有两种选择：一为文治，一为武攻。(当然也有着第三条路线：文治武攻)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华民族的每一个王朝，奉行的都是第三条路线——只是文治与武攻各自所占的比重不同而已。不过由于深受周礼的影响，加上中国政治史中占据主体的汉民族——长期身处农耕文明的地理环境所致，使其喜文好静。由此而影响到文治在中国政治的整体史中实为主角。所以按照此道，历代的帝王多数都会力求寻找到一种以柔克刚、可以从治心的角度驭控江山社稷的文治之道。在这一点上，大汉借鉴大秦速亡的教训——而初行黄老，中行推恩，后行儒学一统为帝国正统政治思想的治国安民战略，无不是文治治心思想的集中体现。而这种寻找到的儒学一统，政治一制，也为后来者的政权王治进行了初始的塑形与定位，由此大汉政治制度——可谓高明。
7，和亲休战，边疆亲和 历史进入大秦时期，由于长期的中原春秋争霸、战国之乱，人们仅仅将视角放在中原——江河之间;而对于广大的北部大漠却以冷眼相对。视线的冷漠，终于给予了身处茫茫草原上的游牧部族——繁荣与壮大的机会。因此，当秦皇一统中原、问政九鼎之时，忽然奇怪地惊觉：自己的塌前已有猛虎安睡。从此这条猛虎即时刻冲击着中原的权力安危及民生祸福，绵延达五百多年，几乎伴随了秦汉两朝生死全程。面对此情此景，大汉王朝被逼战和相用，以求赢得战略增长期。但历史的结局证明：和亲、征战都未能在真正意义上降服边境匈奴，只有将她彻底同化，才是根本、长久之策。但历史并未给予这样的机会——匈奴终于在政治流浪中永远的去了。
对于大汉以和亲、图休战的政策，后来者对此颇有非议，毕竟通过女人的肉体而换得皇权，乃至民族的尊严，确实显得有点下流——但如若能够避免战火纷飞、生灵涂碳，是否也有着一定的作用?民族的生存是根本，只要能够求得强盛的历史砝码——时间与国力，那么洗雪耻辱的机会是绝对的。历史毕竟是奉行谁笑在最后，才是真英雄的逻辑的。当然，如果仅以此句为安慰，而大行懦弱无能、腐化堕落之政，那么这样的历史逻辑，对于这种醉生梦死的政治货色而言——只能是种中华民族骨子里极为众多的阿Q精神罢了。另外，从艳史的角度来看，用女人来换取妥协，可谓是最早的性贿赂。由此而换得的一时成果，或喘息机会，也能得出这样的用谋之道——当对手躁动、张狂时，那么就用女人(情色)使他在床上安静下来。笔者研究历史觉得：无论是回顾管仲灭各国之策，或是解密西方图谋分裂、演变中国之举——使敌手淫乱永远是种使人露出兽性，进而民族整体崩溃堕落的根本之策。如今寻求崛起之道的中华民族，必须对此警醒!
8，国策定调，文治武攻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治国安民历来有三种策略：单纯文治、单纯武攻、文武并用。但从历史的实际情形来看，前两种均十分稀少，文武相用才是主流角色。当然，这种治国安民的战略起源甚早，在传说的禹夏时代即已形成。相对于历史传说中，纯以文治、以德服人的三皇五帝时代，远古的政治制度只能仅仅作为一种动人的童话去诵读、怀想。一旦面对现实时，则必须附加以必要的武力之道。
文治的历史从未在中国历史中消失，而真正将文治正式定位为国策的，则为周公时代。其借鉴商之无道，事武血，而代之以文道，事柔，无疑是种争得民心的战略手段，并进而成国制。于是，同样借鉴了前朝武力执政而暴亡的大汉王朝——历经马上马下打治天下的过程，自然懂得文治武攻的各自作用，但过刚易折，因此大汉王朝从其整体安内理政的政治风格来看，是以文治为主的。尤其是武帝时的独尊儒学，更加抬高了文治的必要性，并增加了其系统性。至此，文治武攻在大汉的政治生活中已经成为国策定调，并且各有分工——文治求长远，武攻卫安危。这样，在文武的视内外环境而交相使用的国家(帝王)绝学，终于又一次的爬升到政权用策的最高峰，也为后来历代的执政者提供了帝学范本。
9，史学绝唱，哲学飙升 大汉王朝不仅政治、经济了得，其文化，尤其是史学、哲学与政治思想也非同小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大汉王朝不仅创造了以经济、国防为后盾的国家硬实力，更在诸如国家文化、民族思想、社会政治制度等方面，创造了耀古千秋的软实力。只有软硬兼有，才适合文治武攻的现实政治之需;只有软硬兼强，才可称得上为真正的大国强国，在这一点上——大汉名副其实。汉代史学繁荣，前有司马迁之《史记》，后有班固的《汉书》，各自异彩纷呈，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宝库。在哲学上，王充的有无神之辩;郑玄的天地哲学思想;董仲舒的政治哲学观及理论体系;得到巨大发展的汉代道家思想，如此等等，均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脑库，启迪了民族智慧。
单纯从历史学而言，执笔者即认为——真正开启史学资政的历史先河的即是：大汉王朝。因为通读中国秦汉以前的历史古籍，无论是《尚书》《春秋》，还是《左传》，它们在体例上均显得过于简单，十分像部帝王个人或国家的每日活动记录，多是述而不作——从这点上来看，其资政的作用必然有限。另外，文字水平、事件情节、历史故事的精彩度、史书所应囊括的内容等方面均显得简单，明显地逊色于《史记》《汉书》。可以说，自从《史记》《汉书》产生后，真正的可以为帝王提供治国安民作用的资政史学时代，才真正来临。由此可见，大汉王朝文明史对于中国文明历史进程的影响。返观今日中国，必须具备(塑造)自己的强势软性文明——思想文化。否则，崛起的——仅是大国的空壳，强国的精神却依然萎缩。
10，谶维玄学，开启文化神秘 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不仅有着崇尚实用治世的现世之用，也具有执着于追寻神学玄虚、玄学论辩的传统。在整体中华文明史的架构中，神秘文化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或许这也是种一个民族对于宇宙真相、世间真理的一种探讨精神罢。对于神秘文化，我们不能单纯的以好与坏来划分、定性，必须一分为二的看待、分析。
回顾大汉神秘文化史，我们不能不提到谶维玄学——谶指世间政治大事的预言;维指预示世间变化的图象;玄学则指汉末流行于世的有关脱离事件实物、实理的哲学论辩，其与道家的哲学思想、名家的形名之争，以及有关神论的思想，均关系密切。由此而来，谶维玄学相结合，共同开启了中华民族又一次的文化的神秘、政治的神秘(因为依据董氏儒学理论，王权是天授，并有着天人感应的必然征象)。如此，江山社稷与民间的政治举动，以及民族的内在心理，至此已强化了一种对于神秘文化的烙印心理——随后宗教流行、封禅祭天、尊祖建庙、依山建陵、舆地风水，乃至借助神秘童谣而预示改朝换代、借用宗教组织而起义，如此等等，无不是这种神秘文化的影响。而大汉则在中国神秘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作用巨大。鉴于汉代及如今现实中存在的民族对神秘文化的推崇心理，新时期中国的崛起的道路，决不会在无神秘文化、无宗教的绝对环境中形成。因此，治国理政者必须正确对待民间神秘文化思潮及宗教现象，但必须严防邪教乱世，严防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神秘文化图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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