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马吉(John Magee)，美国传教士，1884年出生于美国一个律师家庭。
马吉在耶鲁大学和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院毕业后，1912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传教。到达中国后，他在美国圣公会的南京道胜堂作传教士。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期间，马吉担任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设立难民伤兵医院，参与救援了20多万面临被屠杀的中国人，与20多位坚持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一起，谱写了一曲动人的人道主义乐章。
南京大屠杀期间，马吉牧师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以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马吉牧师曾参与救助中国难民，并拍摄了日本军人屠杀中国人的纪录片。1946年，马吉牧师曾经在日本东京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日军南京大屠杀作证。
1937年11月22日，随着战事临近，部分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正式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德国人拉贝当选为主席，马吉为委员，着手准备难民救济工作。从日机轰炸南京开始，马吉就忙着救助被炸伤的南京市民和上海方向逃过来的受伤难民。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以马吉为主席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随即成立，全力救助难民与士兵。红十字会对伤员的帮助也遭到日军的无理阻挠，马吉随时跟着救护车，因为一旦没有外国人在场，汽车马上就会被日本人抢走。日军占领南京期间，到处抢劫杀人，尤其强奸城内妇女的兽行更是天天发生。
因马吉住的道胜堂为美国财产，日军不敢肆意胡为，因此成为了中国妇女的避难所，这里住满了来寻求庇护和他从日军魔爪下拯救出来的中国妇女。马吉在南京大屠杀的两个多月间，曾经给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占领军最高指挥机构写了400多份《抗议书》和《报告书》，强烈要求停止暴行。与此同时，马吉还给远在美国的妻子写了很多封信，内容全是他对日军暴行的记录。
马吉在南京期间，常常利用职务之便，冒着生命危险，用16毫米摄影机秘密地将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拍摄下来。当时，日军对外籍人士行动严格控制，摄影、摄像绝对禁止。
马吉牧师在影片的引言中写道：“必须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在他拍摄的这些镜头中，日军的坦克和大炮正疯狂地炮击南京城，机关枪正对着成群的市民进行扫射，城内也到处是残垣断壁，以及受日军奸淫的中国妇女，被汽油烧焦的尸体惨不忍睹，街道上、水塘中到处是被日军血腥屠杀的平民。
1937年12月21日，马吉在南京鼓楼医院拍摄了许多被日军残害的市民，他们中有些人成了控诉南京大屠杀的证人。他拍摄的一名正在被救治的病人，是当年怀有6个月身孕的李秀英，因反抗日本兵强暴，她身中37刀。幸存下来的李秀英曾在战后多次赴日本参加和平集会，控诉日军暴行。
马吉用摄像机除了拍摄日军的暴行外，同时也用它记录了德国人京特和丹麦人辛德贝尔救援难民的情景。1938年2月16日，马吉携同刚认识不久的丹麦人辛德贝尔，驱车到江南水泥厂和栖霞寺一带。在江南水泥厂，马吉见到了1万多难民。马吉取出摄影机，拍下了江南水泥厂难民营和病人排队等候诊治以及农民把伤员运来急救的情景。
当时，马吉还前往距水泥厂仅5里的栖霞古寺。马吉在两天的栖霞之行中，一直带着这部摄影机。在往返途中，他见到一幕幕凄惨的景象，并将这些令人悲痛的场面拍摄下来：沿太平门至龙潭的公路干线，在10英里和12英里距离之间，80%的农民房屋被烧；逃到乡间的城市老龄妇女被打死；反绑的中国士兵被日军处决后扔进水塘；四川籍士兵的尸体横陈路上……他将这一切都摄入了镜头。
马吉凭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和一副慈悲心肠，在栖霞寺和江南水泥厂了解到日本兵的许多罪恶和难民们的诸多疾苦，并对眼前的所见所闻作了拍摄。
马吉先后拍摄了4盘胶片，总时间为105分钟，这些真实的镜头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有力铁证，是留存至今的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铁证。
马吉在1941年日、美开战后，回到美国，继续担任牧师传教。1953年，马吉在美国匹兹堡去世。马吉临死前曾留下这样的遗嘱：“假如再活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1991年8月，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从家中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马吉牧师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使用的那台16mm摄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