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以“仁宗”为庙号属于非常高的评价，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以仁宗为庙号的，可谓凤毛麟角，而这其中，又以宋仁宗赵祯最受肯定，可以说，仁宗作为赵祯的庙号，是再恰当中肯也不过了。
所谓“为人君，止于仁”，一个“仁”字，已经是对君主最高的评价了。赵祯庙号“仁宗”，“仁”就是对他的盖棺论定，他的一生，也确实是以宽仁闻名，在正史和宋人的笔记中，关于宋仁宗的宽仁有颇多的记述，比如南宋人施德操在他的著作《北窗炙录》记载过一桩轶事：
一日深夜，仁宗在宫中听闻琴铉歌笑之声，问宫人到：“这是哪处的人在作乐？”宫人如实回答说：“官家（指皇帝），宫外头这般的快活，都不像咱宫里如此的冷冷落落啊。”仁宗听这话，却略带自嘲的说：“你可知道，因为我如此冷落，所以他们才能如此快活，我如果要快活，他们便要冷落了”，此言一出，仁宗豁达开明的性格表现的淋漓尽致，真的是难得的千古盛德之君啊。
宋仁宗赵祯，北宋第四位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北宋国力达到了最鼎盛，此时的大宋，称的上是海晏河清、国泰民安、前文提到过仁宗在宫内都能听到宫外的“丝竹歌笑”，当时的汴梁极尽繁华，人流彻夜不息，相比市井的繁华喧闹，宫内却显得的冷冷清清，然而，仁宗并不以宫内的冷清与民间的繁华做对比，而是冷静的意识到正是因为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民间才会变得如此繁华热闹，这对于他来说，正是自己执政成果的表现，因此仁宗反而为汴梁丰富的夜生活感到高兴。
仁宗作为守成之君，虽然没有把大宋推向更高的层次，但是他能守住前三代皇帝辛苦创下的基业，在这中间还使大宋的国力、民生、经济达到了最高水平，其政绩依然得到肯定。仁宗以他的“仁”、“盛德”、“忠厚之政”、“慈俭之德”而受到后人的无数赞美。
仁宗的德与政，配合的完美无瑕，北宋的政治体制，经过太祖、太宗两位皇帝的创制和真宗皇帝的确立，到仁宗在位时，北宋的政治制度已经趋于完善，皇帝与臣子之间和谐的关系及在治国上的完美分工，使得仁宗一朝天下承平，百姓久安。宋仁宗作为一名守成之君最大的美德就是他的谦抑，守住人君的本分，遵循既定的制度。正如《续资治通鉴》所说，仁宗“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
所谓的“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其实是宋代政治制度下形成的治国方式，在儒家，这叫“共治”，在现代，这有些类同于“虚君共和”的意思，即君主只是国家的象征，具体的治理权归于“外廷会议”，单看表面，很容易会觉得皇帝的权力是被架空，其实不然，因为北宋的外廷中的三省六部和以“台谏”为名的监察机构，分工是很明确的，三省六部掌国事，监察机构负责监督，而最高决策权在皇帝手上，监管与执政分开，这自然大大减轻了皇帝的压力，所以仁宗才会如此放心的“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
时人评价说“仁宗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宋朝称皇帝为官家）”，一个圣明的君主，可以不用“事事恭亲”，“百事不会”也不见得就是昏君，因为君主不必亲决庶政，重要的是守住君主的本分，要如何“做好官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百事不会”反而是君主难得的美德，只要“大事不糊涂”。
作为皇帝，宋仁宗也不是完美的，他也有一个很多男人的通病，即耳根子软，宋朝笔记《曲旧闻》记载过一件事，宋仁宗想提拔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出任宣徽使，但在“廷议”时没能获得朝臣通过。张贵妃不依不饶，坚持在仁宗面前吹枕边风，逼得仁宗没办法，一段时间后，仁宗临上朝，张贵妃又一再提醒说“官家，今日莫望了宣徽使”，被催的没办法的仁宗满口答应，于是在朝议直接下旨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结果跳出来个包拯，以前议张尧佐之事已被否决极力表示反对，而且言语激烈，“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让皇帝很没面子。
然而仁宗并没有当庭暴怒，而是当场收回了成命。回到宫内后的张贵妃，以为事情已成过来拜谢，仁宗却举袖拭面，埋怨到：“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可见，作为台谏的御史中臣，其官秩虽不高，地位却是超然的，这是宋代约束君权与相权的最重要力量，身为皇帝的宋仁宗，面对包拯的直言阻止也不得不妥协。
仁宗虽然耳根子软，少不得身边人给他吹枕边风，但是在大事面前他并不糊涂，这也说明北宋的政治制度是相对比较完善的，仁宗虽然是皇帝，但他懂得权衡利弊，平衡力量，更会做皇帝，关键时候，绝不能让臣子们下不了台阶，为此宁愿自己回后宫与爱妃吵吵嚷，这样宽仁顾大局的皇帝真是大宋之幸啊。
宋仁宗以他的宽仁与谦抑，告诉了后人什么才是君主所应有的美德，他在位期间，君臣和谐，百姓拥戴，天下太平无事。宋仁宗对法度的尊重，对君臣边界的遵守都无不让后世啧啧称赞，被称为是“最会做皇帝的皇帝”，正因为宋仁宗的这种皇帝身上难得的美德，才会使他在逝世之后得到举国悼念、“远近皆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