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范仲淹和欧阳修之间是师生关系。这实在是一种误读。虽然范仲淹堪称一代文豪，还年长欧阳修十八岁，但欧阳修青年时代就以文才声名鹊起。他豪情万丈，在文坛不做第二人之想。欧阳修和范仲淹能建立非比寻常的友谊，主要是他们的个性有共通之处，一样的耿直，一样的热血满腔。
明道二年（1033年），宋仁宗刚刚亲政，就点名把正直敢言的范仲淹从陈州调到了朝堂做谏官。欧阳修久闻范仲淹的大名，写了一封信，鼓励他尽职尽责，多多发声。两人就是这样认识的。
彼时，欧阳修才二十多岁，范仲淹已是中年大叔。就年龄而言，欧阳修和范仲淹是有代沟的。前者比较新潮，后者稍显古板，但欧阳修的稳重不及范仲淹。老实说，欧阳修对范仲淹的诗词文章并不买账，有时候甚至还跃跃欲试，想指点一下范仲淹。
比如范仲淹镇守西北边疆时，曾写下那篇脍炙人口的《渔家傲·秋思》，里面的名句千古以来为人传诵，如“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这首关于边塞军旅生活的词气势恢宏，感情细腻，称得上独步古今。
欧阳修那时候三十多岁，是仁宗皇帝身边的谏官。看到范仲淹写的《渔家傲》，欧阳修颇不以为然，当着众宾客的面说这是“穷塞主之词”。
随后，欧阳修送别同僚王素到平凉戍边，也写了一首《渔家傲》。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欧阳修不无得意地对王素说，“这才是元帅的样子！”（见《宋人轶事汇编》）
或许范仲淹的军事能力有限，或者说他行事谨慎，在边区用兵以防御为主。然而，如果只比以上两首《渔家傲》的艺术水准，显然范仲淹更胜一筹。
欧阳修和范仲淹的交情，可能会让人感到奇怪。他们都曾拒绝过对方的举荐，放弃升官的机会。如果不了解他们的为人，大家可能要怀疑，他们也有怄气的时候吗？
当然不是这样的。第一次是范仲淹想帮欧阳修一把。那是1040年初，范仲淹本来还在饶州当知州，而欧阳修时任夷陵县令。饶州是今天的江西鄱阳县，夷陵就是如今的湖北宜昌。他们两个被打发在南方，都是因为当初和宰相吕夷简开撕而受到处罚。欧阳修是为了挺范仲淹而惹祸上身。
后来西夏军队在边疆频繁闹事，到1040年秋，朝廷起用众望所归的范仲淹，任命他为陕西经略副使，相当于军政两抓的大区副司令。
范仲淹在赶往延州的路上就想起了欧阳修，立即写了一封《举欧阳修充经略掌书记状》，要求把欧阳修调到自己身边做文书工作。应当说，范仲淹并不是因为心存感激才对欧阳修伸出援手，因为他一向唯才是举。可是欧阳修给范仲淹回了一封信，婉言谢绝了。尽管幕府掌书记比县令的官位高。
欧阳修在信中的理由是，“军书奏记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况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少为进士时不免作之，自及第，遂弃不复作。”又说“若修者，恨无他才以当长者之用，非敢效庸人苟且乐安佚也。”
简而言之，欧阳修表示自己对文书工作不感冒。“四六”指骈文，他不喜欢写那种文体。在信件末尾，欧阳修讲了第二点理由，认为文书工作太安逸了，不是自己的追求。（欧阳修《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
欧阳修对朋友却说，自己不去陕西赴任的原因是“同其退而不同其进”。表明他当初和范仲淹一起被贬职是心甘情愿，并不是为了得到对方的提携。
其实欧阳修谢绝范仲淹的好意，还有个原因没有明说。他担心背上“朋党”的锅子。当初他们大战宰相吕夷简的时候，被吕夷简及其党羽指责为“朋党。”不管什么原因，以欧阳修的才华和眼界，当然不在乎一个掌书记的职务。范仲淹只好又找了个人。
这件事过去不久，朝廷就召回了欧阳修，让他校订皇家图书馆的典籍。范仲淹在西北边区忙着培养将才、厉兵秣马，成效斐然。
后来，两人发生角色对调，欧阳修举荐范仲淹升官的时候，范仲淹也是毫不迟疑地拒绝了。当然，这可不是范仲淹怄气。那是1043年，西夏国主李元昊提出休战，西北边陲迎来和平。仁宗皇帝下诏，让范仲淹回朝廷担任枢密副使。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
范仲淹却说什么都不愿走。他一连五次上书，请求留在陕西。因为他好容易在西北打开了局面，和将士们熟络了，如果换掉主帅，势必影响边防大事。再说西夏很狡猾，看到有便宜可占，随时可能打过来。（见范仲淹《除枢密副使召赴阙第一状》到第五状》）
仁宗皇帝驳回了范仲淹的请求，非让他出任枢密副使。范仲淹万分不情愿地回到汴京。这里之所以讲范仲淹五辞枢密副使，是为了做一点铺垫。因为他回京没多久，又要升官了。这次是欧阳修向仁宗皇帝建议的。欧阳修时任右正言（谏官），兼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命。谏官的工作就是向朝廷提意见。欧阳修很尽职，他看不惯碌碌无为的参知政事王举正，请求仁宗皇帝下诏，让范仲淹取而代之。
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简称执政。再往上就是同平章事，到顶了。我们知道，范仲淹早就提出过一系列的变法措施，深得仁宗皇帝之心。因此，仁宗立即准奏，让范仲淹出任执政。谁知范仲淹一口回绝，说道：“怎能因为谏官的一句话，就决定执政的人选？”这下该轮到欧阳修一脸茫然了。
欧阳修讨了个没趣。但他肯定不会生气，他太了解范仲淹为人了。首先，范仲淹可不是故作姿态。他写过的辞让升职的奏书至少有七八十来篇。范仲淹的谥号“文正”是很中肯的。
范仲淹拒绝担任执政的真正原因，从他说的那句话就可以看出来。执政的职务如此显要，应当凭本事一步步熬上去，而不是因为谏官或者其他大臣的建议就随便决定人选。起码应该让宰相等大臣一起议定。范仲淹认为，以皇帝的好恶任免执政也不妥。所以他的表态主要是给皇帝看的。他坚决推辞，请求重回陕西驻防边陲。仁宗只好答应。
推辞是推辞，不过范仲淹也有远大抱负，他正计划推行新法。如果没有执政的地位，又如何推动变革。因此，他还没动身去陕西的时候，仁宗正式下诏罢免王举正，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这一次，范仲淹答应了。因为韩琦、富弼等名臣与他志同道合，支持他实施变法。于是，庆历新政一度轰轰烈烈地展开。欧阳修也是新法的拥护者。
在政治立场上，范仲淹和欧阳修是基本一致的，都希望革除弊政，推行新法。但他们光明磊落，政见和个人利益毫无瓜葛。除了公事之外，他们谁都不肯附和对方。
范仲淹和欧阳修的友谊，正如《礼记》所言，君子之交淡如水。孔子对君子之交的解释更到位，“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正是范仲淹和欧阳修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