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心远地自偏”的陶渊明为例，《昭明文选》上讲，陶渊明写《五柳先生传》，实际上是一种对自己的实录。他生活的状态，其实就是“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
酒是要喝的，然而家里穷，买不起酒，就去蹭酒，一定要喝得酩酊大醉，喝完就撤，回到家里，环堵萧然，不蔽风日。有些同学认为陶渊明住的是这种屋：
实际上他顶多住的是这种：
陶渊明不是不愿意当官，他只是一个不爱操心，也不想操心的人。累心的事一律不做，也不干拍马屁的事，为此他可以将生活质量的底线调得很低。州里让他做官，当的是市里教育局局长，陶渊明嫌烦，不干，就写了辞职信走了。州里又让他去当主簿，他就连去也没去。回家种豆子，因为豆子管饱。
但他对豆子很不上心，满地都长了荒草，不得已要早起，结果那几天就累病了。江州刺史檀道济跑来探望他，发现他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檀道济说现在不是乱世，你有本事，该出来赚点钱。临走的时候送给陶渊明粮食和肉，陶渊明就轰檀道济走，东西也不要。
陶渊明当彭泽县令，县里有一块地，是政府部门分给县令的耕地，官员家里吃喝和体面，就指望这些地，你就别说当官俸禄少会饿死什么的。陶渊明决定，要把这些地全种上高粱。他倒不是喜欢红高粱，而是高粱可以酿酒，打了高粱就有酒喝了。由于家人极力反对，陶渊明稍微妥协了一下，宣布其中两顷五十亩（两百五十亩）地种高粱，剩下五十亩种粳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这样既饿不死家人，又能喝酒了，大家都不耽误。
颜延之在江州当事务长（功曹），也是个酒鬼，有段时间天天跑到陶渊明家里来喝酒。有一回知道陶渊明生活困难，临走的时候给他留了两万钱，陶渊明很不客气地收下了，立即去买了大量酒，囤下来等着以后慢慢喝。这样就不会因为家庭困难而耽误喝酒，倘使有一天没酒喝了，就跑去亲戚朋友家蹭，反正又不是没干过。
江州新人刺史王弘听说陶渊明是隐士，打算结交他。请他吃席，他不来，体现了他一贯的骨气。于是找两人共同的朋友办一个席，然后俩人都去赴宴，这样就可以见面了。陶渊明那天脚崴了，疼得要命，但喝酒是不能耽误的，就让他俩儿子和一个学生抬着他去庞通家里喝，喝了一会儿王弘就出来了，假装偶遇，陶渊明很开心，加了个瓯和王弘一起喝。
后来王弘见他没鞋穿，打算送他一双鞋，下人请求量尺码，陶渊明就伸出脚来让人量了。还有一回，他正在宅邸旁边的菊花丛中愁着没酒喝，王弘就提着酒来了，俩人就地开喝。
《五柳先生传》上，“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这也是写实。陶渊明这人，每回都喝醉，喝醉了就跟翻脸不认人似的，就算颜延之这一类的酒友也不例外。他喝醉了，就对人说：“我喝醉了，要睡觉了，你可以走了。”他就是这样逐客的，“曾不吝情去留”，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世上流传最广的就是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这是对官场。对亲朋就怎么样都可以折了，为了一碗饭都是要折的。由于不工作，又不打算产粮食，他上顿不接下顿是经常的，因此经常要去要饭，雅称“乞食”。
陶渊明日记：
快饿死了，所以厚着脸皮去找人家要饭，出去以后端着个碗，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也不知道该管谁要。磨磨唧唧走到个地方，狠了狠心敲开门，说明来意，嘴笨得想自己抽自己。主人知道我的来意后，给了我一些吃的。（陶渊明《乞食》，时年七十五岁）
这就是田园诗派创始人陶渊明的日常，各种诗文已经写得很明确了，奈何很多人光顾着欣赏其中的隐居情怀。当然还有杜甫的隐居，杜甫也是个酒晕子，喝多了跳案子上骂人，性格也褊急。草屋漏雨，炉子经常引不着，撅着个屁股使劲吹，这都是常态。这种经历苏轼也有，下雨那回柴火湿了，点不着，于是写诗庆祝了一下，顺便还要用手将痔核纳入肛门之中，以免脱垂过久导致瘙痒和疼痛。陶渊明点炉子，熬汤喝，撅着个腚吹，失火了，当场就给大火磕头，说感谢大火，如果没有大火，就烧不出那么多好吃的。
问他如何能到这种地步？
陶渊明说得很明白了，心远地自偏。这就是一种心态，大部分本性如此，学是学不来的。更何况喝酒、旅行这种事，要关照心灵。说白了就是知道自己算哪根葱，不懂文学的就叫酒鬼，懂文学的就叫诗仙。不是说你隐居了，旅游了，你就和陶渊明和李白他们的精神世界离得近了，你只是离他们的缺点更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