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 元代文化以戏曲见长，其中就有我们熟悉的元曲四大家。其实，除了戏曲之外，元朝也有一些诗人、词人，只是诗词文化与宋代相形见绌。那么元代词有什么特点?元代词的特点
元代的词，比较宋词，颇为逊色。元词可以约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的词人大体上包括由金入元、由南宋入元的词人和在蒙古王朝统治下的北方词人三个部分。这时候的词作中写得比较动人的是表现故国之思的作品。第二时期的词作家大抵出生在忽必烈改元之后。这一时期的著名词人有张翥、萨都□和虞集等。虞集的〔风入松〕，萨都□的〔满江红〕《金陵怀古》，脍炙人口。而张翥的词清丽细腻，尤具特色。
元代词创作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包括出生于元代一统以前蒙古时期的词人的词作;第二时期包括出生于元一统之后到元亡之前的词人的词作。
第一时期的词人,大体上包括由南宋入元的词人,由金入元的词人和在蒙古王朝统治下的北方词人三部分。由于这一时期的词人大多有着亡国和战乱的经历，所以，他们的词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抒写怀念故国的黍离之悲，表现由人世变迁引起的荆棘铜驼之感的词作。而这些内容在处于不同生活环境的词人的作品中，表现上也是各异的。
元代著名词人
这一时期除元好问、赵孟、陆文圭等人外，张之翰、刘敏中、袁易的词也颇具特点。袁易词婉丽而有意境，张之翰词能表达真切的情感，并在艺术上追求新意等。但由于在内容上比较狭窄，限制了他们的成就。
元代第二时期的主要作家有虞集、王旭、张雨、萨都剌、张翥等。他们大抵出生于忽必烈改元之后，没有经历过大的战乱，因此，即使象萨都剌这样的名家在写怀古词时，也不再有如元好问、赵孟頫词中那种遗民的情感。
议论行藏出处和企慕半隐半俗的生活，是这一时期词人作品的主要内容。元代文人普遍具有传统的拯物济世观念，但由于元代蒙古贵族统治的格外黑暗,所以,元代文人就格外感到“不遇”的失望。不能入仕的书生终生穷愁蹙迫,跻身于达官显宦行列的官员也总感到有“道不行”的痛苦。刘秉忠、许衡、王恽等人的作品中,就有这方面的表露。
更多的文人由于感到现实没有出路，未来无法把握，却又难以释然,于是,他们对眼前的功业,身后的名誉,常发出貌似旷达而又不无愤激的议论。虞集在《无俗念》中写：“见古今成败，几多豪杰，谁会谁能谁不济，故纸数行明灭”;吴镇在〔沁园春〕中说：“古今多少风流，想蝇利蜗名几到头……都只到邙山土一丘。惺惺汉，皮囊扯破，便是骷髅”，充斥着一种看破红尘极度失望的情绪。至于如刘敏中所写“无所作，谁成毁，非所望，何悲喜”(〔满江红〕)，和曹伯启所写：“人生傀儡棚中，此行哪计西东”(〔清平乐〕)，更走向了齐万物、等是非，玩世混世的极端。为了在精神上寻求出路，他们还提出了一种“行藏安所遇，有酒且同斟”(王旭〔临江仙〕)，“非俗非仙，半醒半醉”(张〔念奴娇〕)的生活设想，向往一种身在尘世而精神超脱的生活。这种向往在这一时期许多词人的作品中都有表现。
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词人是张翥。他的词的首要特色在于注重细腻感情的抒写，这与元词普遍着重记事情、发议论，对自然的感受能力迟钝，对内心感情的捕捉也不敏锐的情况相比，要高出同时词人一筹。其次，张翥对于感情的揭示和抒写,善于运用形象的手段,抓住一时一地情景的特点,作个性化的刻画描绘,从而传达出自己独特的感受。例如他的〔瑞龙吟〕、〔水龙吟〕、〔解连环〕、〔摸鱼儿〕等，就都具有意境含蓄，描写细腻的特点。其缺点是思想内容上仍嫌狭窄，大致不出记录个人哀乐的圈子。张翥之外，这一时期李孝光的词感情真切;王旭词意境婉丽;张雨词感情细腻;虞集词精炼晓畅而有文采;萨都怀古词抒情写景，溶化前人诗句典故，艺术上自成一格。
元末明初词人的作品，每况愈下。但也有一些作品较有价值。如舒〔满江红〕感叹乱世民生的凋敝和兼济苍生的不可能，邵亨贞〔浣溪沙〕描写战乱给百姓带来流离失所之苦,这表明元末的社会动乱,又使一部分作家开始关注国运民生。它们在元末明初大量的平庸、甚至无聊的词作中，闪烁出一线光彩。但这些词与前一时期词作的感叹兴亡、表现故国之思又有不同，它们着重表现的是作者对战乱相寻、兵戈不息的叹息和厌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