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军队中涌现出很多著名将领，名将的诞生，总免不了士兵的大量牺牲。有两位同样以守城闻名的将领，一位拒降突围却被蒋介石亲批死刑，另一位在降日后反获青天白日勋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两次守城战役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两位名将所涉及的两次关键战役。1943年11月23日，日军第116师团猛攻常德，遭到守军第57师顽强抵抗。常德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大规模的会战之一，也是抗战以来最有意义的胜利之一，在整个抗日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具有一定地位。经过11天的惨烈争夺，守军在弹尽援绝伤亡惨重的情况下仍然拒绝日军的劝降。12月3日拂晓，师长余程万决定率领百余人突围寻找援军，留第169团团长柴意新率领其余残部继续坚守。当天上午8时，日军攻入城内，团长柴意新等人力战身死，常德失守。六天后，第171团团长杜鼎率领82名第57师官兵引导友军新编第11师反攻常德，在得到仍然坚持在城内抵抗的残余官兵的接应下收复常德。
据第57师战报记载，常德一战参战官兵8529人，伤亡总计高达7869人。战后，第57师的英勇事迹被广为传诵，国民政府授予该师“荣誉旗”，“虎贲”之名随之响遍全国，作为师长的余程万自然也成为全国皆知的抗战守城名将。
半年之后，也就是1944年6月28日，日军第68师团、第116师团等部猛攻衡阳。守军第10军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坚守达47天，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衡阳守军的英勇壮举得到全国军民关注，但终因外围友军未能及时赶至，至8月8日上午城破，军长方先觉为保剩余官兵的生命安全，率残部向日军投降。三个月后，方先觉成功脱险，受到重庆各界的热烈欢迎。
据第10军战报记载，衡阳一战，参战官兵约16000余人，阵亡约11000余人，负伤约3000余人。但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根据参战各军上报的伤亡数据汇编表显示，第10军仅阵亡1465人，伤3289人。两组数据的差别为何如此之大，个中原因还无法得知。
投降日军的方先觉缘何授勋？
时间推进到衡阳保卫战。从7月1日开始，蒋介石就特别关心衡阳战事，并对第10军官兵“能沉着应战，本阵地屹立不摇，足以自慰”。尽管蒋介石不断命令其余部队解衡阳之围，但战局日益恶化，直到8月4日接到衡阳守军电台的“初报救急，继报危急，最后则报‘不好了’以后，即不通报”。虽然这一天守军成功击退了日军，但已伤亡惨重，随时有城破危险。
蒋介石因此极为忧虑，进而导致失眠，他在8月5日凌晨一时起床祷告，此后数日皆在凌晨祈祷。7日下午三时，蒋介石接到空军电话转报，称“方军长率各师长具名，以城西北被敌突破，我兵力已尽，无法堵击，惟有来生相见等语”。蒋“不胜忧焚”，以至深夜“前后起床祷告三次，请求衡城战事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8日凌晨四时再次起床，“向天父默祷，保佑我衡城及方军长等之能转危为安”。但仅过了一个多小时，衡阳电台即告中断，上午十时在接空军侦察报告后“乃知衡城已无望矣”。蒋对此“悲伤之切，实为从来所未有”。
对于衡阳守军的结局到底如何，无论是蒋介石还是第9战区都不清楚。但蒋介石素闻第10军战绩优良，并对方先觉颇有好感。在这个基础上，蒋介石根据方在7日下午通过空军表达的“来生相见”之意，断定方先觉必在城破之际殉职。于是蒋在8月9日下午即“修正方先觉事略与校阅事略”，11月下午“修正衡阳守军成仁之通电”，准备为方及守军树碑立传。即便当蒋介石通过日军广播得知方先觉“自动树白旗乞降，其方式如星嘉坡(新加坡)英军乞降时相同等语”，并从脱险返回官兵的回报得知方先觉确实投降之后，仍“深信先觉决不至乞降，但其不能以身殉国，竟被敌所俘而屈，使我军誉与军校皆蒙此不白之污辱，殊所不料也”。
由于宣传机器已经开动，蒋介石只能继续通过宣传去树立正面形象，并进而将衡阳失守的责任归结为“两广部队战意消失，实际空虚，更无任务与解围之决心”，为方先觉等被俘官兵开脱。也就是说，蒋在判断方先觉战死失误之后，仍然坚持为方竖立正面形象，并在方脱险返回重庆后，颁授其青天白日勋章。
1944年12月12日，蒋介石第一次接见了脱险后的方先觉，他在见到方后“不禁如隔世重逢，悲喜交集”。有趣的是，就在同一天，军法总监何成浚第三次向蒋签呈余程万一案，何认为“桂林守将不战而溃，未受处分，余程万在常德苦战二十余日，兵尽弹绝，反不免于罪，外间颇多疑议”，要求蒋再次考虑余程万的刑责。
或许是方先觉的归来影响了蒋介石，又或许是失城的桂系将领无一受刑，蒋终在21日正式批复，同意判处余程万“有期徒刑五年”。及至抗战胜利之际，余程万又被予以赦免，终获自由。
拒降突围的余程万为何获罪？
余程万和方先觉同为守城名将，但两人在脱险后的待遇却截然不同。余程万成功突围后即被逮捕审判，蒋介石甚至主张枪决余氏。而方先觉在被日军俘虏脱险后，却受到蒋介石亲自接见并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这使人不得不感到奇怪，突围出来的将军要被枪决，投降日军的将军反倒能够获勋。其实究其原因，关键还是在于蒋介石对待两人的态度。
蒋介石知道日军进攻常德是1943年11月24日，当时他正在开罗出席盟军三国首脑会议，商讨反攻日本的战略以及战后国际局势的安排，并制定盟军合作反攻缅甸的战略及援华方案。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蒋虽然对第6、第9战区发去若干指示电文，但重点还是放在开罗会议上。
12月1日蒋介石回抵重庆。据其日记显示，当天上午“查审常德战况”，下午即开始“指示对常德援应与死守要旨”。这一天，日军第3师团一部攻入常德，但在经过激烈的巷战后，被守军击退。
对于第57师能不能守住常德，蒋介石起初并不抱太大希望，因为他对余程万的印象十分糟糕，认为余是“胆怯无能，其状貌短小，不言而知其为非可托大事者”。但当他得知第57师已经死守常德9天，余程万还在11月29日的电文中明确要率部“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这使蒋介石对余程万的印象大为改观，认为余程万“竟能固守常德，正以自思往日观人多以貌取为不当也”。因此，蒋不断命令第9战区派遣援军解围，12月2日又“电勉”余程万，“激励全体官兵固守常德，完成使命”。随即又“与薛伯陵(薛岳)、郭悔吾(郭忏)各通电话，处置常德增援要领，并令陈纳德空军全力掩护常德，掌握制空权”。
不料就在3日凌晨，“誓死为止”的余程万突围了。对此，蒋介石十分震怒，他认为余程万“竟不顾一切，只知偷生，并未发电报告，直至今日黄昏，始证明其脱逃。一月余将士英勇之牺牲，皆为其偷生之一念，而反荣为辱矣。彼明知各方援军已逼近常德，并知敌军已成弩末，巷战且已三日，而彼乃竟以一念之生，置国家军誉与职责于不顾，岂不可杀，应即宣布其死刑，以振纪纲也”。
此时蒋介石对余程万的印象再次产生180度的转变，认为他是“偷生”、“脱逃”，并“置国家军誉与职责于不顾”。这一重大转变，加上常德的失守，使蒋“心滋忐忑不定”，进而联想到“军队空虚，官长不学，指挥无方，军政委糜腐败，难期振作，殊为前途悲而痛也”。这或许就是蒋动了杀意的主要原因之一。一天后，当蒋介石通过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了解到余程万“已脱险到达黄土岭”后，立即命令薛岳将余逮捕，并“即日解渝审判”。据何成浚日记记载，蒋在12月7日出席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六期学员毕业仪式时还特地强调“深恨余师长程万，未与城共存亡，谓必处以极刑，毫无宽容之余地”。
对余程万的审判，先是由第6战区军法执行监部调查取证，随后上报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余程万的罪名有二条，其一为战前“未作市街防御准备，逃出时对所部又无适当处置，师长走后一日，部队猷不之知，仍继续抵抗中，迨察觉师长业已逃出，始悬白旗降敌(注：这一投敌事件在日军步兵第6联队史也有记载)”;其二为“毫不顾及民众，且约束不严，民众出城避寇，守军须每人勒索数千元，否则不肯放行，因此受害者甚多”。从这两条罪名可以得知，余程万的离开，不仅涉及到他自己的“偷生脱逃”，甚至还影响到所属一部主动投敌。不仅如此，他还纵容部队勒索民众钱财。
何成浚在核审此案时虽然认为余程万“遇此千载难逢之良机，而不肯死，致受军法制裁，诚中国军人之耻辱也”，却也罪不致死。不仅如此，余的上级、同僚、部属等也都纷纷上书认为余无罪，请求从轻发落。因此，何成浚所签呈给蒋介石核准的判决结果是五年有期徒刑。不料被蒋介石否决，蒋仍然坚持枪决余程万，对此，何成浚冒险拖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