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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女赋》有哪些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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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女赋》塑造了美丽而且光彩照人的神女形象,使这个令人心驰神往的故事千古流传。同时关于这篇赋有太多的争议了,它的主旨,梦的主人公等等,人们都有不同的看法。

此赋开了汉代辞赋铺张扬厉的先河,对赋体文学的发展起了先导作用。此外,赋中为了表现神女之美,作者还创造了许多形象新颖的词句,如“浓不短,纤不长”、 “婉若游龙乘云翔”、“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等等,由于这些词句的优美和形象性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余地,所以被后来的许许多多作家所模仿和袭用,成为中国古代描写美女常用的词句。另外,文学史上不少作家,如王粲、杨修、陈琳、江淹等都写过《神女赋》,但在为数不少的同类作品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还是此赋。

作者争议

有人认为《高唐赋》和此赋非宋玉所作,系后人伪托,主要理由有二:一是二赋语言风格与楚辞其他作品不同,却和汉赋相近,二是宋玉为楚臣,不会直呼“楚王”、“楚襄王”。但二赋为宋玉所作是主流意见。

题目争议

题目上,有人将此赋与《高唐赋》合为《高唐神女赋》,这是错误的。

文字争议

此赋中争论最大的问题是:“梦与神女遇”到底是楚襄王之梦还是宋玉之梦?

从内容看

自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一·辩证》认为是“玉梦”(玉梦说)后,南宋姚宽《西溪丛语》、明代张凤翼《文选纂注》、明代陈第《屈宋古音义》、清代胡克家《文选考异》、清代朱珔《文选集释》以及近现代的俞平伯、袁珂、朱碧莲、金荣权等承袭并进一步引申之。与此相反,清代张惠言《七十家赋钞》从《高唐赋》与此赋的文义方面分析力主为“王梦”,马积高《赋史》、毕万忱等《中国历代赋选(先秦两汉卷)》、杨义《楚辞诗学》、吴广平《宋玉集》等赞同(王梦说)。

照“王梦说”来看,此赋与《高唐赋》存在结构上的不一致:《高唐赋》中是宋玉给楚王讲故事,楚王听着高兴,叫宋玉再给他“赋”一回,而此赋中却是楚王作梦,楚王给宋玉讲梦,讲完后又让宋玉给他“赋”一回。再者,就“王梦说”而言,此赋写法上也有说不通的地方:“状何如也?”之后两部分相连都是“王曰”,从内容上看从逻辑上看都有问题。但是,若此赋序中的“王寝”、“王异之”、“王曰晡夕之后”、“王曰:‘茂矣美矣……’”以及正文中的“玉览其状”五处的“王”作“玉”而“白玉”、“玉曰:‘其梦若何?’”、“玉曰:‘状何如也?’”三句中的“玉”作“王”,即按“玉梦说”来看,此赋就是写宋玉作梦后给楚王讲梦,楚王听后心里高兴,于是叫宋玉再给他“赋”一回,“王梦说”中存在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由此来看,似是“玉梦说”优于“王梦说”。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吴广平《宋玉〈神女赋〉梦主考辨》一文则从“王梦说”的角度来举证解决上述矛盾,有理有据,又似是“王梦说”优于“玉梦说”。因此,从文本训诂方面来看,二说各有优劣,是非难断。

从宗教背景

人类学家考察了世界各地的春季仪式,发现新春祭祀仪式都以男女交合为重要内容,“春祭礼仪虽然伴随有集体性的男女交媾,但是仪式表演的核心人物却只有两位,那就是模拟谷神或天父、代表着宇宙间阳性生命力的国王和模拟爱神或地母、代表着宇宙间阴性生命力的女祭司。由于他们二人的性结合是整个春祭礼仪的核心的内容,所以人类学家和宗教史家们给此类春祭仪式起了一个专名——圣婚仪式(the sacred marriage rite)”。

叶舒宪通过分析英国弗雷泽(J. G. Fraser)所著的《金枝》、美国克拉默尔(S. N. Kramer)所著的《圣婚仪式》、英国胡克(S. H. Hooke)所编的《宗教、仪式和王权》以及德国纽曼(E. Neumann)所著的《大母神:一个原型的分析》等书,发现圣婚仪式在古代苏美尔文化、巴比伦文化、希伯来文化、埃及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尤其是古希腊Eleusis城的秘传宗教中,非常流行。而且圣婚仪式上的男主人公毫无例外是国王自己扮演的。

他还研究发现,《高唐赋》和采访所描写的性梦发生地分别是“云梦之台”和“云梦之浦”,均是举行春祭地母——高禖仪式的圣地,因此也是以圣婚仪式为宗教背景的。既然采访是以圣婚仪式为宗教背景,那么梦遇神女的就绝对是楚襄王,而不可能是宋玉。

主旨争议

关于《高唐赋》与此赋的主旨,前人多有争议,前人的看法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说法:

讽谏说

如:“此赋盖假设其事,讽谏淫惑也”(《文选》李善注)、“或问作者之意,曰:‘讽也’”(明人陈第《屈宋古音义·题神女赋》)、“所以抑流荡之邪心。”(清人何焯,《文选集评》引)、“借以讽刺襄王的追求淫乐。”(马积高《赋史》)、“谏襄王祭祀高裸之事”(刘刚《宋玉辞赋考论》)等。

主淫说

如朱熹“断其为礼法之罪人”(《楚辞后语·序》),认为其所赋是男女淫乐之事;闻一多说神女“有着淫奔的嫌疑”,“堕落成一个奔女”(《神话与诗·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其意也近乎此。

寄寓说

如南宋洪迈说: “其为寓言托兴甚明……玉之意可谓正矣”(《容斋随笔·卷三》),以为寄寓了君臣遏合的理想,令人对此多有引申与发挥,如袁珂说宋玉作此赋的目的“是要引起楚襄王对神女所在地的措意、留心”(《宋玉〈神女赋〉的订讹和高唐神女故事的寓意》),毕万忱等说是“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向往”(《中国历代赋选》)等。

言情说

如姜亮夫所说“只在用超人的规模来写佚荡的情思……只是从人生娱乐出发”(《楚辞学论文集》),褚斌杰所说“写男女之情”(《楚辞概论》)等。

心理疏导说

如杨义所说的“这是把楚襄王的紊乱意识、朦胧梦境加以明晰化,对期间所隐藏的性爱原欲进行顺势的疏导和发散,不失为一种精神治疗的策略。”(《楚辞诗学》)。

结合宋玉“文学侍从”的身份以及他的《风赋》、《登徒子好色赋》、《大言赋》、《小言赋》等作品来看,此二赋的主旨应当并无过多的深意,只是宋玉在侍从楚襄王出游时助其兴致的娱乐之文,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取娱君主,可将其概括为“娱君说”。至于其中的“讽谏”与“寄寓”的深意,恐怕更多是后来人品味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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